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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那男孩在桥底下找到了边红旗，要谢谢他。边红旗说，没什么好谢的，他不认识他，没想到要帮他，他只是看那个警察不顺眼而已，就这样。
“但是你确实帮了我，我知道，”那男孩说。“请你吃顿饭总可以吧。”
边红旗没和他客气，他已经很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这些天他一直蹲在桥下，一分钱没挣到，连房租都要成问题了。他们吃饭的时候瞎聊，边红旗爽快地说起自己的破三轮。那男孩觉得他很真诚，就告诉他，他是个办假证的，刚出道，不懂行，差点湿了水，然后向边红旗大力推荐这种发财的中南捷径。
男孩说：“说到底，就是讨价还价的事。你能侃倒客户，就能赚到钱。”
边红旗不这么想，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所以同样爽快地拒绝了。男孩说没什么，给他一张名片，说想通了随时可以找他，他负责向他的朋友推荐。当然，如果没钱了，过不下去了，也可以找他，多了没有，解他几天燃眉之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散了，两个人喝得很开心，觉得对方可以成为不错的朋友。
喝完了边红旗就把那个男孩给忘了，直到房东催着要房租时才想起来。那几天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花在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上了，但还没找到。他翻出名片，死马当活马医，拨了电话。那男孩说，他正在北大的蔚秀园里，现在就可以过去找他，中午一块儿吃顿饭。边红旗就去了，那男孩正在和一个西装革履的胖男人谈话，争执是八百块合适还是五百块合适。男孩要八百，胖子只给五百。男孩就对边红旗说：
“这是北大的，不好搞的，你说值不值八百？”
“当然值，”边红旗说。“要是其他学校的你给八百也不敢要。不给拉倒。”
经他这么一说，胖子就软了，犹豫了一下点出了八百块钱。
胖子走了以后，男孩说：“边哥，多亏你那句话，一句话就赚了三百。你要干这一行肯定前途远大。”
“干什么？我不会，犯法的事。”
“怎么不会？刚才不是干得很漂亮嘛。”
“那也算？”
“就是这么干的。你觉得犯法了吗？犯在哪里？不过是说几句大话，吹牛又不犯罪。”
说的边红旗一愣一愣的，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就算做成生意了？好像感觉不到在犯法呀。
后来边红旗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笑嘻嘻地拍着小唐的肩膀说：“妈的，就这样上了小唐的贼船了。”
那男孩就是小唐。那时候他还不成熟，混了两三年了，吃得膘肥体壮的，已经看不到当年那个大男孩的影子了。之后边红旗和小唐混在了一起，逐渐发现，办假证并不像蔚秀园里的那样简单，当然，即使通晓了其中的所有门道，他也发现，也并不像想像的那样恐怖。他就逐渐干上了，给自己定的原则是，绝不涉足大的，只挣嘴皮子的钱。
啊，北京（12）
日子很快就好过了，他搬了家，从巴沟搬到了西苑。租了那儿一户人家的一间平房，然后认识了沈丹，因为沈丹就是房东的女儿。他和沈丹搞上，又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四
我没有觉得和一个办假证的生活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劲儿，一明和沙袖大概也是这样。如果说开始他们还有所顾忌，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我们在一起的任务，只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而已。大家都忙，一明要上课和教书，我要写东西，要到处乱逛，边红旗要出门怂恿有钱人办假证，清闲的只有沙袖，除了偶尔找个工作干两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房间里做饭和看电视。我们的公共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偶尔相互串串门聊聊天，或者是聚会，一周出去吃那么一两顿。主要是边红旗请客，如他所说，他的钱来的容易。
他的钱来的容易，这个我信。他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讲一些白天里好玩的事，说是给我的小说提供素材。比如他说，半年前他就宰过湖南的一个当官的。那天他寻寻觅觅地在海淀周围转悠，天快黑了也没有一个生意，他就倚着一棵树抽烟。一辆轿车停下了，他直觉是有事干了，果然，刚掐灭了烟车门就打开了，出来一个戴墨镜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司机。车里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西装领带，眼睛瞅着别处。边红旗歪头看见了车牌，湖南的车。他凑上去说，办证？戴墨镜的四下看了看才说，到前面说。边红旗跟他到了一棵树底下，墨镜才说，要个硕士毕业证书，学位班的那种，北大工商管理的。边红旗说没问题，开价两千。墨镜认为太贵，说他了解过了，一搬都在八百块钱左右。边红旗说，看来老兄还是门外汉，北大工商管理的证书原件不好找，找个原件看看还要请客送礼，还担心两千块钱不够呢。你知道读北大工商管理的学费是多少吗？边红旗伸出几个指头晃了晃，这个数。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这个数是多少。他们压低声音争执了一会儿，轿车的喇叭响了。墨镜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撅起屁股和车里的老板谈。一会儿过来了，说就这样吧，两千就两千，给了边红旗一千块钱定金，又给了他两张照片。就是车里的那个人。然后约好了取货时间，墨镜就上了车跑了。
有意思的还在后面，边红旗说。他把照片拿回去，找到小唐，让他把东西拿过去找人制作。小唐一看照片就乐了，照片上衣冠楚楚的家伙两年前就办过一个假的，是本科毕业证书。那时候小唐刚到北京，跟他表哥混着玩，当初他表哥就狠敲了他一回。小唐说，那家伙是长沙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不敲白不敲。边红旗心里有数了。交货那天他卖了一个关子，说两千不够，他找原件就花了一千五，再花成本费，还有人力，赔大了，要提价，三千。他把做好的假证给墨镜看，要就三千，不要拉倒。假证看起来比真的还诱人，墨镜只好屈服了。
“那你到底赚了多少？”我问边红旗。
“两千七。”
“操，这么容易，”我说，“今天如何？”
“还行，一千。”
“赚了这么多，老边，要不要表示一下？”
“没问题，走，吃水煮鱼去。”
就去了。往往都是这样，我一怂恿，就去了。叫上一明和沙袖。走到半路，沙袖提醒他要不要叫上沈丹，边红旗说，叫就叫吧，反正她在家也屁事没有。打沈丹的手机，她说正在和朋友逛街，怕是赶不回来了，明天晚上再过来。边红旗关了电话说，这样最好，女人有时候很烦，总喜欢唧唧歪歪地说你不爱听的话。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沈丹见了面就让他赶快离婚。
啊，北京（13）
遥远的战争还在打，美国的战车正在向伊拉克南部挺进。我们坐在饭店里边吃边看电视，中央四套，几个军事专家正在屏幕上分析即将到来的战争局势。所有人的分析似乎都有道理，水煮鱼的味道也好，所以吃得大家都很开心。后来画面切换到战火过后的断壁残垣和伤亡的伊拉克人时，就让人有点那吃不下了。
边红旗说：“死一个伊拉克人跟死一个法国人是一样的，跟死一个丹麦人是一样的，跟死一个中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哥伦比亚人、一个毛里求斯人，也是一样的，跟死一个美国人也是一样的。他妈的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去草菅人命！”
他是容易激动的那号人，嘴里骂骂咧咧，筷子也跟着摔起来。老板赶快把电视关上，都熟悉，老板知道关了电视边红旗就会没事的。
一明说：“老边，说点别的吧。”
“说什么？”
沙袖说：“你在老家也这样？”
“哪样？”
“激动呀。”
“不激动，”边红旗说，把水煮鱼里的豆芽挑来挑去。“激动不起来。现在想来，在家里简直就是生活在世界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激动个啥？也不是不关心，就是觉得那东西离你很远，远得根本与你的生活无关，完全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世界的事。”
“现在呢？”
“世界一下子离我近了。我跟你说，不矫情，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这话是不是像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没关系，随你们怎么想，就是这样。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了，别人可能看不见我的那个点，可我自己看见了。过去我什么都看不见，像一头蒙上眼睛拉磨的驴那样过日子。”
“那样也不错，”我说。“一到阴雨天，我心情就低沉，就想着找个好女孩结婚算了，生个儿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安静平和地守着两间屋檐，就像拉磨的驴一样活着也挺好。”
“操，作家就这境界？”边红旗说，“这可不行。不就活得惨点儿么？都一样，首要的是先说服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话听的我和一明都不明白。啥意思？
“举个例子，”边红旗说，刚才义愤填膺的边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意气风发的边红旗，捋起了袖子。“比如我，比如今天上午，我遇到了两个要办假证的女孩。说是韩国人，想办北师大的硕士毕业证，我就骗了她们一千块钱。”
“你不是说办假证也讲职业道德的么？”
“那两个女孩让我不想讲了。跟我说话的时候操着硬邦邦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她们俩商量价钱的时候，一转身你猜怎么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把我给气坏了，一气之下我给了她们我的拷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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