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办第二件事。
几个月后，养父母在四川涪陵含冤去世。
曾仲英从此就留在了北京，住在老领导家里，在家附近的北大附中继续读中学。同学都是红卫兵，她从来不参加，理由很充分：老领导的这个系统和军队一样，是少数几个至少在形式上可以不受冲击的地方，她是这个系统家属院的孩子，同学“干革命”她就背书包回家。后来也没下乡，因为老领导给她想办法混过去了。
副统帅摔死在蒙古后，政治气氛有了点变化。曾仲英已经20岁出头，老领导问她有什么打算，她想了很久才说“我不想去部队，如果有可能。。。。。。我想干这行”。老领导说“这行并不适合女孩儿，这行很危险”，曾仲英点点头“是很危险，但我不怕。我见过太多生死，生父和养父都曾经是地下党，我干这行再合适不过”。
当时的组织里面女同志很少（有*的原因）。老领导考虑到仲英和自己的关系，怕影响不好，也担心她没有什么基层工作经验难以在机关里呆的踏实，就找人把她安排在北京一个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锻炼。干了几年后，*结束，马上以组织的名义把她调到外事口的一个部委，在法国和日本驻外了好几年。这段时期曾仲英和一个单位领导介绍的同事老林在日本结了婚，生了孩子。老林并不知道曾仲英在这个部委的驻外单位仅仅是掩护身份（曾只告诉他是红岩烈士后代，没有说老领导的关系和自己最终是要回原组织的）；曾仲英也不知道老林是他大伯父……一个著名的开国上将的继儿子（*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很多受过严重*的家庭都会对外人封锁自己的亲属关系，老林只说了自己老家在青岛农村，父母早逝，北外毕业后进外事口工作）。要是当时他们互相都露了底的话，以那时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结婚。
三中全会后老干部开始*，老林家逐渐起来了。但大伯父没多久就去世，家里只剩下婶娘。81年老林调回国，开始在部委混机关。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抱负的人，*中又亲眼目睹大伯父被红卫兵打到骨折，所以人到中年后完全没有任何雄心壮志了，就打算在部委里混着，平时就和一帮老干部的子弟吃吃喝喝，乐得过不操心的太平日子。
曾仲英也和老林一起回了国。这时老领导已经去世，组织把她要了回去，放到颐和园的学校去学习了一阵。一年以后，因为她是刑警出身，又有驻外经验，组织上开始让她独立执行一些任务。这段时间曾仲英频繁的出国，因为8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巨变，很多平时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都面临着很多改变。曾仲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甚至可以说是很多东西的创造者。不过真正让她在组织里声名鹊起的，就是80年代后期那次跨国锄奸。
80年代中期某重要人物叛逃美国。因为其工作秘级很高，所以叛逃后给整个隐蔽战线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可以说是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必须要将其消灭，否则造成的影响后患无穷。
那次任务完成的相当好，无任何人员伤亡，无美国本地情报员暴露，干净利落。只是很多人都没想到，带队的竟然是位女同志：刚满40岁的曾仲英。
第二节
因为这次的特殊表现，90年代初组织决定成立专门的对外秘密行动机构时，曾仲英毫无悬念的成了组织者和创建者。这个内部代号叫157的单位隐藏在北京西边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偏僻角落，前后左右都是部队大院和军工研究所。一堆堆的平房和灰色矮楼包围着这个毫不起眼的院子，外边看起来像是家国营招待所。
所以他们对外的称呼就叫某某招待所。某某是旁边一个部队单位的番号。
韦学文和刘健、马俊波是第一批被曾仲英选来的。刘健当时是警官大学刚本科毕业一年的年轻老师，马俊波是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少尉，业务尖子。韦学文年龄比他们都小，当时才刚满19岁，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157的骨干。被人起了个“三剑客”的外号。
三人里面，韦学文和刘健的关系最好。这两人的性格完全是反的，韦学文不太喜欢说话，刘健因为是大学教师，所以当时特别喜欢说教，随便什么东西都能给你讲一堆道理出来。
马俊波和韦学文的关系也不错。但刘健不是很喜欢马俊波，他认为马俊波太骄傲。“太骄傲的人总有一天会出事”。韦学文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骄傲并不是啥坏事。
他们见面的第一天，马俊波就“骄傲”了一下。
韦学文至今都记得90年代初那个大雪纷飞的北京冬天夜晚，20多个人笔直的列队站在157的会议室里，曾仲英在他们面前不露声色的说“干上这行，这100多斤就给了党，给了国家，不再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们个人”。语调很慢，声音也很轻，但里面透露出来的威严和肃穆让这些年轻人表情非常凝重。大家都在心下忐忑时，站韦学文右边的马俊波突然大声喊“绝不辜负领导期望！坚决完成领导指示！”
大家愣了好一阵。韦学文实在忍不住想笑，站他左边的刘健使劲了掐了他一下。
曾仲英倒是没什么反应，只是笑笑“小马，这里不是部队。放松一点，啊，不要太紧张”。
到了2005年，韦学文和刘健马俊波已经是157的三个重要骨干。曾仲英在这一年的9月份被提成副部级，过了一周又突然宣布退二线。当时韦学文在迪拜，并不清楚家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等他年底在香港见到郭铮时才知道157发生了巨大变动。
曾仲英的上级在90年代初离休时教训过她“只知道抓业务，毫无政治头脑！”她和老林都是身世坎坷大起大落的家庭环境出身，所以两人非常讨厌官场纷争，也不愿意为了有更好的仕途而“做点政治表现”。老林甚至说得更干脆“瞎折腾啥？你就算当上国家主席每天还不是一样吃饭拉屎睡觉！”但就算她们尽量避免牵涉到权力斗争中去，外人也毫不迟疑的把他们夫妻二人划入传统派阵营。因为曾仲英自己是红岩烈士遗孤，丈夫又是老将后人，你不算高干子女还能算啥？传统派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点，硬生生把她拖了进来。曾仲英有口难辩，最后干脆就不管了，反正从不主动露头表态，随他们去吧。
后来传统派失势，组织的领导班子几乎兜底换完。曾仲英负责极为特殊敏感的157，本来不应该受到这些人事变动的影响，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某些人说她一贯我行我素，不把上级党组放在眼里。甚至不知道哪个狗娘养的还翻出了仲英养父的所谓“历史问题”，这就没啥说的了，官场嘛，就这德性。
不过曾仲英是功勋人物，名头实在太响了，所以上面考虑再三后定了调：可以办她，但不能做的太难看。于是最后挂了个副部，悄悄退了。
157在这次变故中元气大伤，很多韦学文的老熟人都申请了调离。但最让他没想到的是：刘健竟然去了公安部。
157在组织内部都是完全保密的，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某某招待所”。行动人员没有正常的人事档案，也没有行政级别这些公开的东西。一般都是工作或者身体原因需要调离时才“做”一个身份出来，大体参照部队转业的级别和待遇来办。大多都是去学校或者各地公开单位（愿意回老家的）。去公安系统的并不是没有，但很少，因为这些人所受的训练和从事的工作和公安业务并没有太多联系。
所有人都认为刘健想办法调去了公安部是准备混仕途。韦学文也这么想。但他不能公开指责刘健。03年在温哥华，刘健是为了帮助他才身受重伤，后来脾脏被摘除，身上缝了几百针，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所以面对刘健现在这种明显的“背叛”行为时，韦学文只能默然。虽然马俊波公开的表示了不满，甚至还专门找人带话给身在迪拜的韦学文，认为应该和刘健绝交，不再有朋友加同志情谊，韦学文也只有苦笑不说话。
因为他是曾仲英的台柱子，他的态度对所有157在国外的人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时候，只能多想想15年前曾仲英的那句话“这100多斤就给了党，给了国家，不再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们个人！”
一年以后马俊波在菲律宾牺牲，虽然来龙去脉至今迷雾重重，但面对曾经战友的噩耗，刘健竟然只淡淡的说了句“他死了也是种解脱”。这句话通过无数人的口传到韦学文耳朵里，他再也忍不住了，让人带话回国内“当心有报应！”
从此“三剑客”就真正分道扬镳。
飞机到北京后，韦学文被带到了颐和园旁边学校的招待所里，关一个单间。他什么也没说，倒头就睡，太累了。自己又没杀人放火，怕啥，该怎么就怎么。
郭铮一直没露面。上面让她来控制韦学文本来就是件比较喜剧的事，因为她给曾仲英做过很长时间的秘书，90年代在157的时候曾经被传言和韦学文有暧昧关系（纯属误传）。韦学文根本就不相信她会把自己怎么样。所以不露面也好，免得时间长了尴尬。
过了几天，看守的一个小伙子悄悄进来说“下午纪委黄书记要来”
韦学文一愣“黄诚？”
“嗯”
这下看来问题真有点严重，可能不是工作方式生活作风这些毛毛雨，是有大问题！
黄诚算起来也是和157有过关系的人，他是90年代初157刚建立时的书记，后来才调走了。曾仲英跟他是老相识，十来岁时就认识，都是当时大院里的子弟，而且中学是北大附中的同班同学。但黄诚不是“曾系”的人。这人是口不粘锅，和谁都有点交情，但和谁也没什么大交情。这种没明显派系的人倒是适合他现在的职务：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
这人没什么坏心，对有157背景的人也还算照顾。但他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