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问题，而应该是那时的朝廷对于是否需要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问题仍然存有不同认识。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进而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官方并没有否认辽金正统的意图。明太祖朱元璋受华夷之辨的影响，曾提出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严夷夏大防之口号，但当他灭亡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很快便转到“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的笼络少数民族的立场上来，声称“自赵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国（中原），今百有余载，其运乃终”，“天命归我中华”，开始以继承元朝正统自居，下诏修撰《元史》，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进而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派人给逃居大漠的元幼主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自古国家，必有兴废，以小事大，理势之常，贤智者亦所乐行，而不以为辱。昔我中国赵宋将衰之际，为金所逼，迁都于杭，纳以岁币。其后金为君家所灭，君家亦遣使于宋，约纳岁币，一如金时。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验也”。又在给北元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人书说：“昔者人臣致君以善，爱君有终，各有其道，道各有方，如赵宋事金，安享富贵百五十余年。此无他，处之各得其道也”，劝逃居大漠的北元势力应该像“赵宋事金”一样臣属于大明王朝。这里，明太祖没有否定“赵宋事金”，又说“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明显是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朱元境又在给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的信中说“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承认“华夷异统”（即指宋金异统），也应该是没有否认金朝之统的意思。
明成祖朱棣也承认明朝继承元统之事实，注意笼络少数民族，反对过分强化华夷之辨。如，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诸将将成祖第一次亲征蒙古所俘获的“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成祖说“朕所讨者，凶渠耳，彼亦吾赤子，为贼所困久矣，命皆释之，人给口粮羊马”。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十月，成祖又对率众来归的鞑靼名王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在“华夷本一家”，蒙古也是“朕赤子”思想指导下，明成祖对投附过来的蒙古人表示极大信任，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侍卫亲军之中，很快引起一些大臣的担心。陈恭曾上书说：“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明成祖回答说：“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曰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可见，明成祖具有一定的反对强化华夷之辨、反对将民族分成等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与那些强调华夷之辨并进而以“夷狄猾夏”为借口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地位的思想是不相同的。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御奉天门视朝罢”，曾对杨士奇等人说：“皇祖太宗文皇帝万机之暇，燕游于此”，曾“指顾山川而谕朕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而后为我大明所取。从明宣宗所追述的明成祖对他的教诲中，也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没有否认辽金正统的意思。
太祖、成祖之后的宣德、正统、景泰时期，由于受太祖、成祖时期的影响，也没有否定元统并进而否定辽金正统的意图，因此，周叙在宣德、正统、景泰时期连续上疏请求重新撰写一部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宋史，才没有获得支持。这说明，宣宗、英宗和代宗时期，虽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上述周叙上疏重修宋史曾受阻于一些大臣以及未获朝廷支持就能看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这些自以为大明朝是汉人王朝，会否定野蛮人王朝正统性的前辈就给朝廷认为是无理取，要么就是不搭理，要不干脆直接闹轰走了，明朝不否认野蛮人王朝正统性。自己作死，所以后来清兵入关。士大夫们当汉奸和二臣当做一回事，甚至还要借虏平寇，还盛赞带领清军入关的是忠臣。朱元璋曾经说要养士气，最后就养出了这些人，也算是自作自受。
389决意
这和南明一大堆王爷内斗其实是朱元璋搞得藩王作为朝廷备份政策的延续是一个道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么想，就和明朝的合法性来源有关了？
朱元璋本人在身为红巾军部将的时候，自然要用驱除鞑虏作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元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自己都知道。
元末的主要问题，是元朝在刘福通为首红巾军三路北伐的冲击下，元朝黄金家族的权威失去。各路军阀崛起，而察罕帖木儿的死，让北方形式上的统一都失去了，王保保和他舅舅的部下割据关中的李思齐杀的你死我活。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消灭南方的群雄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还有他名义上的上级红巾军丞相刘福通，朱元璋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扫清群雄，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执政合法性，朱元璋直接把红巾军定义为妖人，然后把明朝取代蒙元看成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对于追随北元的汉人文官，朱元璋不是骂他们汉奸，鞑子奴才之类，而是认为是忠诚——朱元璋本人的立场，实际上很清楚了。
当然，这样和科举之后，儒家的思想混乱有关，实事求是的说，儒家本来是华夷之分这套体系的，只有异族统治者自己汉化，自认为汉人的政权才被视为正统，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相差不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又出现了天下一统这套体系，标准大幅度降低了，只要异族统治者承认科举，承认儒生对基层的控制权限，异族统治者是否汉化并不重要【其实这两者都是儒家理论，儒家体系说他博大也好，混乱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两套体系的争论。
儒家体系本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从纯理论来说，其实两者都有道理，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前者是春秋以来，受尊王攘夷思想产生的儒家观念，是正统的先秦儒学。后者是失节的读书人辩护的理论，但是明朝却支持了后者。
而在土木堡之变后北方国防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下，在明宪宗成化以后至嘉靖时期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明朝的正统性，主张以“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为目的而主张重修宋史的**，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朝官方不但没有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意图，这从嘉靖时期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正式形成就能看出来。说明，在明代中期有关辽宋金“各与正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以官方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明朝后期，虽然仍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由于嘉靖和万历时期印行的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二十一史”开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迅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认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据史书记载，“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南京国子监刊修二十一史成”，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费采即在其“条奏太学事宜六条”中请求朝廷“将修完二十一史分给六馆以备诸生讲习。”此后，“二十一史”被列于学官，成为国子学诸生以及士人的必读之书。此后，“二十一史”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越来越大。皇帝为了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很重视“二十一史”的学习，史称崇祯皇帝“英敏笃学，诸经史毕览。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皆命司礼监提督，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学习“二十一史”以外，还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学习“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亲王重臣，希望他们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以及应该如何做好一个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将“二十一史”赠送给亲王重臣，让他们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就曾“赐唐王《祖训》、《会典》、《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忠经》、《孝经》”，让唐王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书。
在皇帝的倡导下，“二十一史”的信誉在社会上急剧飙升，学习“二十一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蒋德璟“其谈古事则述二十一史如黄河泻水”，成为人们学习“二十一史”的典范；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