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很大；在我四岁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下午，突然天空电闪雷鸣，好像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吓得放学的孩子拼命地跑（我在《万寿菊》里提到过的那所小学）。他们像受惊的蟑螳，跑到这大枫树下，上面被大风吹断的碗口大有树枝，从树上砸了下来，正好打在三个小学生的身上，两男一女。
大雨一阵过去，我跟爸爸跑到卫生院去看这三个孩子。病床上躺着一个男孩在输氧，看不出他什么地方受了伤，死了（姓夏）；另一个女孩被一个农村妇女抱在怀里，她不停地哭，其实这女孩已经死了（好像姓李）。当时我不懂什么是死，还有一个己送往职工医院去了（姓张）。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大人扛着担架从山里回来，听说是埋昨天看到被树打死的一男一女。这棵枫树是六九年才被砍倒的，木头没有运走，躺在靠山边的水沟里自然腐烂。
七O年的冬，有一天早上，枯死的草地上有厚厚的霜，好像没有一丝的风，大地山峦静默得出奇，空气静止……
我和同学一起去上学（姓李和姓何），经过这水坝时，看到摇水坝闸的架子上，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有地主分子王光旺。我们在赶去上学，就没有上去坝子上；水坝里的水面上飘飘渺渺的寒气，轻盈地在水面上走动，没有一丝涟漪。
午饭后，我同几个同学沿着坝堤，走到绞扬机。这牌子还是静静地挂在那儿，牌下还有一双蓝布鞋，整齐地放在那里。
这天中午阳光真好，蓝蓝的水面倒映着山上的树，细细的敛滟透着一种美，仿佛像梦幻。当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只是多了这个牌和一双农村自己做的蓝布鞋。
我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一人一脚把它踢进水坝里（有一只是我踢下去的。现在想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告诉家人，他在这跳水自杀了），看着它慢慢地沉下这蓝色的水里。有一个同学（好像姓李）笑嘻嘻地把牌子（硬纸壳做的）拿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觉得好玩，从水坝上台阶下来。我们一走往学校走，他要我也挂，姓何的也不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轮流都在挂一挂。快要到学校的长圆木桥时，我们把这牌子抛到桥下，到学校去上课。
这事就这什么平静地又过了二天。不知为什么，管理水坝的人把水坝的水全部放了，发现这水坝子里有一具男尸首。
中午很快在中学和小学传开了，知道水坝里有人自杀，纷纷跑到这水坝上去看。其实这种“自绝于人民”，也是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这些个红卫兵小将和红小兵，是尽一切方式进行虐尸。王光旺的尸体被看管水坝的人，用竹杠把他划到靠南边的水闸边，躺在稀泥里。他们不停地用棍子或石头打他，还有个女的搬了块大石砸了尸体的肚子，回到学校说用石头砸了尸体，还会放屁。
对死者，这中学和小学的人都不认得，他不是垦殖场的人。听说是太和围村的人，那天游了一天街就失踪了。原因很简单，说他是地主崽子，家里藏了枪没有交出来，说跟王光美是亲戚（他叫王光旺），都是些子虚乌有的罪名。这些孩子的觉悟真高，野蛮地对尸体肆意侮辱，好像这种恨真是荒唐透顶。听有人说过，社会最残酷莫过于虐尸，这种教育只能归于独特中国国情，传播“文明”下的爱憎分明。
下午，老师带我们去劳动时，我们路过这水坝。我看到尸体躺在对面的坝子下，双手紧握拳头，弯曲在胸前。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他死得太惨！这时，我也觉得自己做了错事，不应该把他的鞋子踢进水里。这是他告诉家里的信号，因批斗的牌子面朝公路。
他在这流光溢彩的山色中，逃避了现实的残酷，就永远走上了不归之路。谁又能为他们洗去这不白之冤？在无声呐喊里沉默，只有苍天知道这些生命被泯灭，在哑口无言地控诉。这是没有哭声，没有泪水，没有呐喊的控诉；这是没有法庭的愤怒申诉；这是屈从残暴的反抗！
为这事，我很怕天晚出家门，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他死的惨状。我找不出什么理由原谅自己，来减轻自己的罪孽与痛苦，但心想有一天这事会不会轮到我身上，可回答我的呼吸声，让这世界像死一般的沉寂。我好几次从恶梦中醒来，在记忆的边缘，惘然地想自己是活人，还是死人？
这样的人死了都是草草地埋了。因为他们还有一条罪名——是完全与人民为敌，抗拒改造，是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己成为剪除异己的意识形态现成工具，在偏远的农村也不例外，很多时间是自己的私利与浮躁，在利害计算中把事弄假成真，而这种犯罪并不犯法，所以能演义得如火如荼。人们在空虚、矛盾中找不到任何道德原则，人开始了蔑视文明和人道，冷酷而富于理性，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我行我素，就像陈布雷女儿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也步了陈布雷的后尘，这个社会不能不说是个滑稽的与残酷的。
青山依旧，蓝蓝的水面又回到往日的平静，飘飘渺渺的水面浮动寒雾。这里的一切非常熟稔，哗哗的流水像述说着昨天的故事，述说着人类的残酷，重复地演奏着那曲人们熟习的《江河水》。
（二十五） 往事 妈妈又被抓走
（这是1970年冬的事）
七零年的早春，寒风透骨，天色是灰色的。这“寒人撑权”的岁月里，使得严酷的斗争中，把人系在成份之上，主角是恶魔一般的妖怪，最大的特点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
我们刚又搬了一次家，大概是第四次了。这一年妈妈被抓去批斗也很频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每一张面孔都流露出惊恐神色，就是微笑也是浮现出可怜的样。我不懂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忍受苦难？妈妈是用一种倔强的忍受，对待这非人的损害与侮辱。
一天夜里，妈妈突然被抓去批斗，我在家里等到很晚，妈妈也没有回来。窗外的北风鬼叫似的从窗缝里钻进来，寒气逼人，那白炽灯就越显昏暗，晃动的灯影像是张牙舞爪。
第二天我醒来没见到妈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天空仿佛跟暮色一样，到处是阴沉沉的，寒风刮着枯黄的草，发出怪怪的响声，寒气也开始刺痛着鼻子。我还是没有见到妈妈，一种极不好的感觉使我的心被揪紧了。可那时我还小，谁也没有告诉我，妈妈被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家里就我和弟弟。这样的日子也不是第一次了，妈妈常被抓走，好几十天被关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但这一次是一会多月。其实，除了对我们的侮辱外，这里面还有某种过分肮脏的东西，贪婪地想通过整我父母亲向上爬，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我无法想象他们对我的妈妈，用过什么酷刑，可这些刑具我都见过，真的是智慧的结晶。
早上，我从食堂把饭端回来，草草地同弟弟吃完饭，就到外面去找妈妈了。其实，我们的行动早被“革命群众”，或是“革命干部”给监视了，这种恶劣透顶的事，反而叫他们得了很多荣耀，成了“劳模”，或“先进”；这种无耻虽可以说是“劳苦功高”，想来他们不会觉得太伤“大雅”，或是这种人的劣根性所造就了他们，在侮辱他人时获得一种*。
“你们去哪里？不要到处乱走，回去。”一个基干民兵（此人是上海青年，姓漆，5 9 年到这里来的）用尖厉刺耳的声音，对我们兄弟喊道，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革命化架式。这人为了追求一个得势“干部”的女儿，丧心病狂地制造了好几件冤案。到了九十年代，他岳父一家十分凄惨，虽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所有的儿女的家都破碎了。2002年我回家同母亲散步，见到他岳父的背影母亲说，他们家在*做多了太多缺德事，欺男霸女，逼死两条人命（有一个说是自杀的，有一个至今是迷，虽说他们夫妻俩还算平安，但大儿子中风成了拐子，生的儿子又是拐子，最后大儿媳妇以不能满足*要求离婚，传说经常*流浪在街上的癫婆；次子的老婆是知青，因次子沾花惹草，次子儿媳提出离婚，带着孩子回城；老小虽没离婚，传说做了别人的露水夫妻）。
“叔叔，我们找妈妈。”我机械地瞧着他说，表情流露的是那种诚惶诚恐。
“叫你们回去就得回去，你妈妈是反革命，很不老实……等一会有公安的人找你们问话，要老实交代。”他的声音很大，好像加倍气愤地嚷道。
我们回去，家门己被来的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弄开了，一个夸十二响的手枪，有一个是腰上配的是“五·七”式手枪，我的家被他们翻过了。一见到这样的人，我和弟弟都流露出一种惊恐的神色，有一种不安的表情。
他们把我们兄弟俩哄骗到家里，问我们家里有没有枪。我告诉他们，原来有一把指挥刀（后来听我父亲说是南下时，他的战友送的骑兵的战刀，并不是什么指挥刀。他的战友姓梁，他是蒙古的骑兵），早被抄家抄走了。姓漆的一直陪着县公安来的人，诱骗恐吓我们。在*这种手段算是最文明的了。
几天以后，我们对他们放松了戒心。我跟他们说，我懂这种枪（指“五·七”式），多压了子弹就打不响。姓钟的还真给我玩他的手枪，问我怎么懂这手枪的。我告诉他，当时有个支左的解放军，找过我爸爸，说他的枪有毛病。我在边上看过爸爸把枪拆开，爸爸说他枪没有毛病，是他多压了一颗子弹，随后我就把子弹压进弹夹装进手枪，把那手枪打响了。
这一枪声把钟XX吓得够呛。当时，我是把枪对到桌子底下打的，我还用筷子量了子弹打的深度。我清楚地记得，大约还差三厘米，就有一根筷子深，他们就再不给我们玩手枪了。就这样，这两个县公安在我们家搞了上十天，也不知他们得到了什么想要的东西就走了，但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