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元老人说：
两年后的文家台战斗，那天更冷，沈阳造、汉阳造、美国造、捷克式、歪把子都打不响了，冻住了，就加拿大机枪还嘎嘎叫，冻伤却很少。一是穿戴装备得比刚到东北时好了，二是逐渐地对那气候也比较适应了，三是有防冻经验了——这是最重要的。
李克昌老人说：
我们新四军3师从苏北闯关东，出关时已经11月底了，还是一身单衣。雪花飘飘，北风呼叫，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鼻涕拉花的。穿上棉衣也不行，江苏人哪见识过那样的冰天雪地呀！冻伤了，赶紧找柴火点火烤。有村庄，进屋上热炕头上捂被子。老百姓见了叫起来，说不行，不行，冻伤了得用雪搓，就像冻梨得用冷水慢慢缓，见火见热就完了。我们谁吃过冻梨呀，哪懂呀。一些人那手脚就完了，一烤一烙就烂了，没法子，截肢了。
到江南，中暑了，在路边躺着、坐着等着收容，有个斗笠或者雨布，多长时间也没事。在东北刮风扬雪的，行军掉队了，走不动了，一个人迷迷糊糊偎到哪儿，若是没人发现，十有八九只能冻死了。
抗美援朝前，有的部队在广西接些兵，刚发的棉衣、皮帽，他们就扔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需要戴皮帽子的地方，给他们解释，也不信。
抗美援朝，为什么首先让四野过江？原因之一，就是四野部队善于在冰天雪地中作战。二次战役，华东三野9兵团打得很英勇，可他们不适应严寒条件下作战，穿得又单薄，伤亡大部分是冻坏的，一些人甚至冻成冰雕了。
我是盐城人，靠海边，离长江也不远，过江后也热得喘不过气儿。连正宗的江南人，在东北待了几年，猛丁回老家了，也觉得受不了。自小在东北长大的人，正负40度，那还不像冻梨掉进了热水里？
东北虎高大威猛，华南虎是丛林之王，可你把它们对换个地方试试？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东北有句话：“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说的是穷人盼天暖，立春了还有40天冷日子熬。东北人耐寒没说的，可也不怕热，再热能热到哪里去？到河南时天气不凉不热的，一些东北兵还争论天冷好、天热好，过了长江就“霜打的茄子——蔫巴了”。坐在树阴凉下，恨不得扒下一层皮来，那人还热得呼哧呼哧直喘。再加上拉肚子、打摆子、生疥疮、烂裆，你说那人会折腾成什么样儿？连马都热死了，人再能抗，还能折腾过牲口吗？
有的就说趁早打仗打死算了，有的说不打死也不能再遭这份罪了。
不是“怕苦不怕死”。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没吃过？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遭过这种罪呀！我这辈子觉得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一个多月了。
三、拉稀生疥打摆子——“东北虎”之十一
离休前为宁夏军区参谋长的戚国祥老人，辽宁抚顺市人，1945年15岁参军，南下时是47军139师炮兵营书记。
老人说：
在襄樊，还没过江，我就打上摆子了，好家伙，压上3条被子浑身还直哆嗦，牙磕得直响。心里这个纳闷呀，天这么热，怎还这么冷呀？一会儿又发起烧来，烧得迷迷糊糊的，嘴唇都烧破了。
47军东北人多，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医生、卫生员开头也不懂，干着急，都说这是什么病呀？这地方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呀？
赵兴元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我们118师担任卫戍任务，临时从地方拨给我们营一辆卡车执勤、巡逻，司机是个武汉人。天热，南方人习惯在外边睡觉，那司机就在卡车上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见那司机在车上挂个蚊帐。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挺新奇，左瞅右瞅，也看不明白。从山东到东北，哪见过蚊帐呀？
通信员也起床了，那脸上、胳膊上红红的都是疙瘩，我说你怎么了？他摸摸脸，说，营长，你也一样呀。我也摸摸脸，那脸疙疙瘩瘩的，这才觉得浑身这个痒呀。回到屋子里，见墙上那蚊子呀，一个个肚子都喝得鼓鼓的。
在城里住房子，行军打仗睡野外。稻田、水塘那蚊子一群一群、一团一团的，跟你走，轰不散。在东北解个大溲，冰天雪地的，得小心冻坏生殖器。在江南，你得抓个树枝子，连枝带叶的紧扇乎。睡着了那人踢一脚都难醒，蚊子叮咬算什么？
好像是湘赣战役后，上级号召用夹被自己缝制蚊帐。武汉人躺在正儿八经的蚊帐里，还拿个大蒲扇直扇乎，那被子蚊帐还不成了蒸笼？就算睡前能抗住，睡着后还不把胳膊腿扔出去凉快了？这能不得疟疾吗？
3连一个战士，恶性疟疾，上吐下泻，不到3个钟头，那人就不行了。
邵云升老人说：
过江到了公安县，一些人就打上摆子了。有个战士不到20岁，吉林人，行军时摔倒了。我和通信员背他去师医院，路上就在我背上死了。
离休前为锦州市环保局长的孙洪瑞老人，当时是40军119师357团2营5连指导员。
老人说：
打摆子先冷，半小时、个把小时后开始发热，烧到39、40度，恶性的能达到42度。有的一天发作一次，有的隔天发作，有的三四天一次，还有一天几次的。不管多长时间一次，你上午8点，他下午3点，到时候就来“上班”了，那才准呢。又冷又热折腾你两三个小时，出身透汗，身子就轻快些了，那人就越来越虚了，脚下就没跟了。
发作起来，头痛眼花，口干舌燥，脉搏、呼吸加快，恶心呕吐，有的还拉稀。论起防冻、治冻伤，四野老兵都有一套。可打摆子这些症状，没有治疗南方病经验的医生，也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病，就算确诊了，开头也没药呀。
我是隔天一次，不轻也不重——老天爷够照顾的了。
好在不是同时“上班”。行军途中，“下班”的照顾“上班”的，大家轮流互相帮助。全连150多号人，谁何时“上班”、“下班”，连排干部和班长都有数。晚上查铺查哨更得留心。早晨起床，见谁没动弹，那心一下子就吊起来了。上去晃晃还没动静，就得赶紧送团里，或是直接送去师医院。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1200多人，一个教导员左光远，一个1连长吴德胜，就他俩不打摆子，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
张仲先老人说：
在海南岛，我们营就4个人没打摆子。和我们营一起登岛的保卫股长郭孝明，是恶性疟疾，没死捡条命，头发掉得光光的，头脑反应也迟钝了。
我是没打摆子的4人之一，而且不拉肚子，南下一路什么病也没有。大家都奇怪，这个羡慕呀，说你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呀？
那时对付打摆子，已经有些经验了，不像开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怪病”，心里没底，慌，着急上火。奎宁、阿的平，还有治痢疾的药，基本上够用了。
王风友老人离休前是银川军分区司令，1946年从吉林省榆树县入伍，南下时为47军140师警卫营2连1排1班长。
老人说：
南方天热，天热人就渴，渴了就得喝水。
东北人喜欢喝凉水。辽沈战役那些支前民工，扛担架的，赶大车的，屁股上都挂个瓢。进村了，到井台上打桶水，舀一瓢咕咚咕咚灌个够。不论春夏秋冬，就这么灌。我们都是这么灌大的。建国后政府号召喝开水，上世纪50年代后期买个竹壳暖壶，一些人才开始喝开水。一些人仍然喝凉水，说喝热水不解渴。我最初喝开水时，也是这种感觉。
南方井少，南下一路，好像就在襄樊以北见口井。南方池塘多，那时南方人把厕所建在池塘边，有的还用木头、板子支架到池塘里。池塘养鱼。这边大小便、刷马桶，鱼吃粪便，那边洗衣服、洗菜、挑水，人和鱼吃喝拉撒共用一个池塘。池塘大也不行呀，有的就两间房子大小，瞅着这胃里直翻腾。那也得吃呀喝呀。南方人习惯了无所谓，咱北方人、东北人哪受得了呀，那肚子稀哩咕咚的就闹上了。
太阳底下行军，最折磨人的就是个“渴”了。和平行军，早晨可以早走早休息，下午晚走晚休息，避开热太阳。追击敌人，就是天上下火也得走啊。出发前灌得鼓鼓的，弯下腰，那水差不多要从嘴里倒出来了，走上几里路那嗓子就冒烟了。那时部队装备差，一个连一半人有水壶就顶天了。就是人手一个，那点水，又能顶多长时间呀？打完摆子的人就更渴了。南方倒是水多，河流、池塘、稻田到处都是，可那是什么水呀？记得我第一次喝的，是路边稻田旁水沟里的水。往那儿一趴，那么多小虫，红的、灰的、花的，活蹦乱跳的。眼一闭，咕咚咕咚就喝。那时年轻，抵抗力强。今天喝一口，八成就完蛋了，不去火葬场，也得住院。那时除了打摆子，就是拉肚子的最多了。
追击敌人，别中了埋伏，得注意敌情，还得留心水情。翻山越岭，老远看到山下有水了，连长、指导员有时就像冲锋抢占制高点一样跑过去，站在水边，大声喊叫，不让喝水。一个人没看住，大家就都拥上去喝，那人都渴疯了。
有的假装解溲，落在后边，瞅着没人喝个够。有的走田埂假装摔倒了，趁机喝几口。
翟文清老人说：
解放海南岛时，我们守个山头，气温30多度。正面是敌人，背后山下是稻田。打退一次敌人，就轮换着下山喝水。喝个够，再把水壶、钢盔装满，赶紧往阵地上跑。
那时有漂白粉了，当时叫“定水净”，片剂，发的。砍个竹筒，越粗越好，灌满水，放点漂白粉，晃晃，一会儿就能喝了。行军休息时用着还行，打起仗来，追击敌人，就顾不上了，再说也没那么多漂白粉呀。
在东北，冬季作战，每人每天一两烧酒，喝酒御寒，是1947年转入反攻后有的规定。到江南是吃大蒜，大蒜能杀菌防痢，听说还能防暑，还说捣碎了包在手腕上能防治疟疾。那时也没别的办法，反正就认准了大蒜。
离休前为甘肃省军区政委的温景义老人，和王风友是老乡，都是吉林省榆树县人，南下时是47军140师420团组织股干事。
老人说：
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我是又打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