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中国字吗？怎么不是中国人？咱们都是中国人。那人愚昧，就容易受蒙蔽，跟着瞎胡闹。有些人是被迫的，“一人不去，杀你全家”。这些人都是鸟枪土炮，还有长矛大刀，骨千有枪，呼号着带头往上冲。我们就专打冲在前边的，把他们打倒了，后边的就退回去了。
我们侦察连都是加拿大冲锋枪，每人300发子弹，不敢打连发，不知援军什么时候到，得节省着用呀。恭城发生暴乱，县委向军分区报告，没讲完，电话就断了。县委书记姓田，带县委、县政府一些干部、家属，也在大院里，帮我们搬弹药、做饭。田书记原是我们师解放团政委，县区乡不少干部是我们军转业的，好多被土匪杀害了。
我们连7班和434团一个排，在莲花镇，也是守着个大院。那院墙坚固，现成的枪眼，四角还有炮台，院里有井，仓房里有粮食、花生，守上个把星期没问题。打到第二天晚上，土匪更多了，排长要突围，他被土匪的气焰展吓住了。土匪里三层、外三层的，怎么突围呀？7班长不同意，副班长也说出去是送死，结果就7班跑回来一个人。
7班长杨生林，是个侦察英雄，快4O岁了，精明、厚道，是我们侦察连的老大哥。副班长王福，20多岁，小伙子长得帅呀。他俩都是翻身农民，黑龙江安达县人。两个人，两支枪，怎么抵挡呀？王福还负伤了。两个老太太，说我们把你们藏起来吧，藏好了，就去报告了。土匪冲进来，杨生林开枪自杀了，王福被土匪扯成个“大”字，钉在墙上，开膛破肚。广西土匪狠哪，吃人心，吃不了，腊起来。1952年南宁搞个展览，就摆着土匪腊的人心。
夏发老人说：
我们连在柳江县三都区几个乡，协助区乡政府征粮。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一个营负责一两个县，一个连分管一个区，或几个乡，一个班分在一两个村。暴乱一起，到处告急，2排一个班在里高乡被土匪包围了，3排在个什么乡被土匪围攻，其余的没有音信，更让人着急。连部在水源乡，我和连长带人分头去救援。我带个炊事班和门小炮，黑灯瞎火往里高乡跑，那险冒大了。那时一个连都不能轻易离开驻地，一个连、一个营的驻地，土匪也敢攻击。2排上街买菜，大天白日，一个战斗班，还加强一挺机枪，那还不是土匪闹得最凶的时候。那也被土匪打了，3亡1伤。
过个石门坳，土匪设卡，也不知有多少土匪，问什么人，我们也不答话，冲上去把哨兵打死。东北人，不能说话，一说话土匪就开枪了。20多里路，挺顺当，不到一小时跑到了。土匪怕炮，恍吮几炮，土匪散了，我们进去了。天亮了，土匪又把我们包围了，那人黑压压的。团政委程怀山，是老红军，带个炮兵营去了，这下把土匪打跑了。
韦统泰老人说：
土匪包围玉林，丁盛在那儿，发电报，我带个营，从大容山北边赶去救援。一路上，到处暴乱，到处土匪，到处打你。我们和土匪打仗，还有看热闹的。我们喊叫让他们躲开，到了跟前，他也打你，也是土匪。
我们不怕呀，地方干部惨了，到处跑呀躲呀藏呀。见了我们，有的还不跟我们走，他们得坚守岗位呀。有的说，你们能不能住一夜呀，让我们睡一觉。
快到玉林了，有个樟木乡，20多个南下干部被土匪杀害了，在路边野地里。男的把心刻走了，女的用棍子从下身捅进去弄死的，那时也没有眼泪了。
吴瑞刚老人说：
我带个加强排，押4辆卡车去南宁送药。机枪架在车顶上，一路瞪大眼睛，不时见车辆歪在路边，翻进沟里。在座桥头，不知哪个部队的7辆大车，也不知拉的什么，都被土匪抢光了，押车的都牺牲了，衣服扒光了，身子还没硬。
快到大墟，老远听枪声炒豆似的。我穿便衣，司机是地方派的，桂林人，我俩去侦察。那里有个南下工作团，女学生挺多，土匪去“抢老婆”。有个警卫排，打了两天两夜，伤亡不大，子弹不多了。我让汽车拉开距离，机枪在前，步枪、冲锋枪摆在两侧，开足马力朝前冲，一齐开火。土匪以为援军到了一轰散了。
广西解放后，广西军区以50％以上兵力，守备城市和交通线，其余分散农村剿匪。恭城暴乱后，仍是如此。兵力不足，战线长，哪里暴乱调往哪里，被动应战。6月下旬，土匪再次大规模暴乱，到处扩大组织，建立政权，攻打县乡区政府。用一些老人说的话讲，是“越剿越多”。
越剿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土匪一俘即放，宽大无边。像百色地区土匪头子施胡子，捉放三次，每次都是放虎归山，继续为匪作恶。连恭城暴乱头子钟祖培，被俘后也未镇压，教育了事。
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的李天佑，认为这样不行。
在3月底召开的省委、军区高千会议上，这位一口广西话的四野名将，主张把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坚决镇压匪首。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和觉悟起来的时候，当人民政权还不巩固的时候，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必须给予迅速、坚决有力的镇压。有的地区未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举行基动的首恶分子，采取必要的镇压，是不适当的。
李天佑主张实行“重点进剿”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能平均分配剿匪兵力，要有重点地配备军队剿匪。军事进剿与驻剿应相互交错，紧密结合进行。土匪集中，我们即集中兵力进剿。如果土匪被击溃或分散隐蔽，我们也立即适当地实行分散驻剿。
在如何处理“民枪”上，也有分歧。一种观点是，广西民间向来枪多，一些枪是防匪自卫的，收枪要分清民枪，还是匪枪。李天佑认为，地主富农的枪曾是用来防匪的，可现在许多人成了匪首、骨干，应该把地主富农的枪收上来，转到基本农民手中。后来又主张见枪就收，因为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无论枪在谁的手里，都会被匪乱所用。民匪不分，收上来再说，打个收条，证明确属民枪后，再交还本人。
1950年8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的缺点。n月10日，毛泽东又指出广西剿匪镇反存在“宽大无边”倾向，限期1951年5月1日前完成剿匪任务。4天后，毛泽东再次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有严重缺点，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6个月内能够肃清，并要叶剑英前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①工作一时期。
①‘张”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玫府i冷、广西军区司令兼玻委张云逸．”莫”为省委．l书记录军区创政委类丈砰．“陈”为省委侧书记陈泛远，”李”为李天佑。离休前为某兵站参谋长的骆华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40团3营教导员。
老人说：
抓住土匪不绑，像对待正规军俘虏一样，给他们讲政策。开头他跑，趁你不注意，抱住脑袋就往山下滚。天热，敞着怀，你揪住他领子，他一扭身就挣脱了，钻进树林草丛就没影了。后来也不跑了，抓了就放，还跑什么呀？头头脑脑的还弄去县里吃一顿，嘴巴一抹，回去吹嘘一通，好像共产党把他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惹不起似的，反倒更能妖言惑众了。
贴布告，让上缴武器，他也缴，都是些破烂，能打响就不错了。登个记，写个保证书，就算缴械投降了。有的都登记几次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是一个连抓的，还真搞不清就是一个人。
夏发老人说：
土博乡有个七十二山弄，有土匪，我们去剿，找个向导蒙光照，是这个乡的土匪头子，哪知道呀？领我们转了一天，哪儿难走领我们去哪儿，我们成了瞎子、聋子，像电影上的日本鬼子被领进了迷魂阵。老百姓明白呀，可谁敢说呀？你今天抓、明天放的，这是剿的什么匪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那时老百姓不怕土匪，怕解放军，怕你找他，老远就躲了。土匪见谁跟解放军说句话，就是告密，杀他全家。政策不对头，咱们脱离群众了。
李俊峰老人说：
在钟山县清塘镇，碰到个熟人，是在沈阳投诚的国民党团长，叫魏江，清塘镇人，回家了。见面挺热乎，连长挺信任他，还给他支马枪。一天晚上，他来报告，说有股土匪在什么地方，我们去了，老乡说土匪刚走。个把星期后，又来了这么一次。我觉得不对劲儿，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把枪收回来就算了。他是识大局的人，共产党得天下了，他想为新中国出点力。可土匪那么猖狂，共产党只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这匪能剿得了吗？后来我琢磨着，他是觉得两边都得罪不起，就当个两面派吧。
叶帅叶剑英到了广西，陶铸也去了，落实毛主席指示，宽严结合，开始镇压了。土匪头子、骨千、有血债的，杀。逢墟时杀，杀完布告一贴，赶墟的来了，都看，影响大，有震摄力。这么一来，情形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敢举报了，土匪不敢玩假投降了，就好剿多了。
王世轩老人说：
我们师在南宁地区剿匪，10多个县，3个团散卿哪都是，形不成拳头，对土匪也就形不成展慑。10月份开始重点进剿，情报说宾阳县大桥乡有千把土匪，师里集中两个团去打。战前动员，政治部王仲如主任讲话：今天咱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发，门板不用上，铺草不用收，这次不算违巧以己律，打好背包就出发。
那时进剿，一般都是晚上出动，拂晓包围，天亮就打。土匪不抗打，一打就散，钻山，要想歼灭他，先得包围他。土匪情报快，你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奔袭，才能包围他。咱们东北那山，顺山梁这山到那山，广西大都是馒头山，下了这山才能上那山。那地形人少了不行，晚上也不行，白天好搜山。
在大桥乡捉住个土匪头子韦源乡，他爬山钻洞到处藏，3天没吃喝，老百姓领我们抓到的。
大桥乡有个村子，40来户人家，不听土匪的，没一个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