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 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 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 黄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 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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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3）
李怀宇 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 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 1953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 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 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50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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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4）
李怀宇 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 我们每个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 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黄永玉 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作“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那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他妈的，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五十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李怀宇 你在中央美院任教时，记下的当年徐悲鸿和一位裸体模特老头儿的对话，我印象很深。徐悲鸿了解到老头儿曾经是厨师时，说：“喔！厨房的大师傅，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立起来说：“耶！老人家呀，你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
黄永玉 这话说得多好啊！
李怀宇 当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时，邻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这样的大艺术家。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艺术交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黄永玉 在困难情况下，我也还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适应生活，没有感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的不正常我还能忍受，我以为是“革命的需要”……当时香港的亲戚要寄东西给我，我写信阻止说，不要寄了，和人民一起经受困难，我觉得很光荣。“文革”来了，我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到了“文革”末期，我感觉有大问题了，很不正常，这个事情都是逐渐认识的……林彪掉下去以后，我们都觉得很震惊，也很高兴，觉得“四人帮”跟着就要完蛋。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帮”不但没有完蛋，还掌握了运动的旗子，又批林批邓，我就感觉到这里头有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总理受委屈了，过去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党过去团结得像一个人……过去没有怀疑的事，没有想过的事情，自己暴露给我们听到，给我们看到。
李怀宇 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会不会痛苦呢？
黄永玉 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笑）。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船的奴隶，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