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做了决定。”杨一说完，就生气地走了。
ERIC叫她，她也不理，径直前行。ERIC不叫了，她反而停住，回头叫住他：“你知道什么吗？我还是需要你晚上把我送回家。”
从这一点看，她更接近一个美国人。常听人说：留学哪个国家，就会有哪个国家的性格。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ERIC笑笑：“当然，我们还是朋友。”
杨一开了个玩笑：“等你把我送回家后，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同一时间，天舒正骑着单车，从实验室往教室走，经过校报箱子，她抽了一份，胡乱地看了几眼，接着赶路。今天的校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学生的作弊现象比十年前高出一倍，由此叹惜美国世风日下。
天舒长叹：美国学生还是诚实。
其实美国学生作弊的很少，她也见过美国同学作弊——就是用手挂搓额头眼睛趁机膘到邻座——完全处于作弊的初级阶段，毫无技巧可言。从这种作弊方式看得出，美国同学还是老实。
国内的作弊现象严重多了，与之相比，可以说进入了高级阶段。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天舒大言不惭地说，她要是作弊，绝对让老师、同学神不知鬼不觉。只是她功课好，不需要作弊，而且他们考试没有什么可作弊的地方。
说到在美国读书，杨一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基础性的模式，美国是思维性的模式。她受到很好的训练。而天舒觉得，从中国到美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用中文读，现在改用英文了。别的，说真的，差不多。老师上课教育学生的话都大同小异，在国内时同学的BP机响了，老师说话会带刺，在美国也一样。连说的话都差不多，只是改用英语说，你以为你是SOMEBODY（人物），其实你NOBODY（什么也不是）。
天舒到了教室，气氛一片紧张。先生讲评刚刚结束的期中考情况，最高分多少，最低分多少，平均分多少。听者不用提心吊胆，先生绝不会点出最低分者的名字。
先生的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面转了一圈又一圈，滑稽得很：“第三题答对的占百分之十。这个比率，跟我出这道题时所估计的完全一样。”先生说完诡谲地笑笑，满是算计人的快乐。
“第四道……”
先生刚提出这题，底下的同学发出一阵嘘声，那是考倒一片的一题。考完，天舒和几个同学交流过，对答案无十成的把握。
先生对学生的反应戏谑一笑：“这道题全班只有一个人做对了。”
那会是我吗？天舒心里问。
“先生指着自己的鼻头说道：”这个人就是我啦。“
底下“哗”地笑开了，天舒也自我解嘲地笑笑。
下课前先生又布置了作业，第六章两题，第七章一题，第八章……说到后来，他也忘了布置了几题，反问学生：“一共几题？”
学生以抗议的语气回答：“许多题。”
先生笑笑：“你们不会回答数字吗？我问几题，你们应该回答‘三题’或者‘四题’，什么叫‘许多题’？你们不用吓唬我，我知道就七题，下星期交。”
“您应该知道我们刚刚考完试，我们得轻松一下，先生。”
“好吧，那把最后一题去掉吧。”
“先生，不如把最后三题都去掉。”
“你们是巴不得一题也不做的。”
接着，先生叫一个名字，发一份卷子，半掩着将考卷递到同学手中，不让别人看见分数、天舒想，这就是人权呀。
不像国内，把同学们的分数按次序公布于众，让小小年纪的人们就活得痛不欲生。美国学生并不把分数看得太重，一般不彼此打听。
天舒不是最高分，却也是一个见得人的分数。到了研究所后，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TIM过来问：“大舒，你考得如何？”
天舒回了一句话，概括出了她十六年来在国内苦读下的不易与小心眼、她说：“你呢？你先说。”
TIM不是在中国长大，他不会回答“我先问你的，你得先说”。他坦然地说：“B＋。”‘天舒有点高兴地说：“我是人。”
这时，她邻座的韩国同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这个班上，天舒没有讲过话的同班同学高达百分之七十。不仅她如此，这里人人如此。刚来时，她还跟杨一开玩笑：“怎么也没个班长管管大家？也没个组织什么的。”杨一说：“在国外，最好的是没人管你了，最糟的也是没人管你了。”
天舒没有与这位韩国同学说过话，只是通过他的名字、外貌和口音猜想出他的国籍。天舒低声问他：“怎么了？”
“我没有考好，考了个最低分。”
“没有关系的，只是期中考，期末考考好就是了。”
韩国同学说了一句：“我给我的民族丢脸了。”
天舒一愣，她若是没考好，最多想到我给自己丢脸了，给父母丢脸了。韩国同学一开口就是给民族丢脸了，她觉得韩国真是个伟大的民族，有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也觉得自己没劲儿，太没劲了，与善良的TIM玩这种“你先说”的把戏。
天舒到了大楼的大厅，看见已经在等她的杨一。杨一的性子很急，她不迟到，最恨别人不守时，等上五分钟，便暴跳起来：“我等你很久了，你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她自己偶尔迟到了，却是可以原谅的：“人总是会出状况的嘛。”当然她这一套，只能用在男生和对她宽容的女生身上。
天舒相反，温吞型的，不紧不慢。她们也奇怪，她们两个怎么会是好朋友？杨一对天舒说，跟你在一起，急死了。你动作这么慢，对我简直就像慢性自杀。天舒对杨一说，跟你在一起，累死了，就像生活在急行军里。
“来了。”杨一说。
“你今天很漂亮呀。”
“今天有PRESENTATION，”杨一理了理她的领结，“我自己漂亮也就罢了，今天我还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拉了几笔丝绸进出口贸易，你说如果人人像我这样，中国不早就富强了？”天舒笑：“等了一会儿吧？”
杨一并没有否定她等了一会儿，只是说：“没有关系。”
脸上笑笑的。
大舒心里想，完了，这次非得搬家了。因为杨一只有在她有求于人且尚未达到目的的那一小段时间里，才会如此温柔。
第六章
我和我姐都留学美国，这是父亲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打仗时，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在美国四年多了，也经历了一些人与事。我想我与四年前是大不一样了，这其中美国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四年的美国生活，我的总结是：第—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年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年不知道自己知道；第四年知道自己知道。
—曹大淼一、这不就是大淼吗这里是一个学区城市，几条不大的街，一切围着大学转。当地的人安居乐业、平静祥和。在国内，大淼总以为美国人整天活蹦乱跳。到了美国，才知道电视上出现的快节奏、高效率的多彩多姿的美国生活，对他和本地居民来说，都是屏幕上的事。电视一关，除了上班，就是家庭生活了。
九点以后，还在街上乱逛的，大概都不是什么良民。
大淼和苏锐住在离S 大学很近的一幢公寓里。一幢很旧的公寓，爬藤四绕，繁枝茂叶下，公寓显得有些神秘，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动声色地察看着无常世事。
公寓的房东BOB 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每天在躺椅上晒太阳。一份报纸、一瓶啤酒，在太阳下一躺就是几个小时。BOB 喜欢和人聊天，却没有人可以聊。虽然这个公寓里住满了人，可大家都很忙，没人有时间与他聊，也没人愿意和他聊，BOB 很寂寞。
公寓里面设备陈旧，只因仗着良好的地区优势和低廉的租金，所以不愁没有房客，住户大部分是S 大学的学生。
周围几幢公寓的情况也大体相似。隔几条街的楼房更是旧，上下阳台之间还有楼梯。原本是防火灾用的，现在则更像一道风景线。
大淼来美国四年半，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他在美国没有家，却不停地搬家。起初只有两个从国内带来的箱子，拎起来就走人；后来增加了几个纸箱；现在“家大业大”，自己的车子装不下了，只好租部U —HAUL的卡车。据说美国人平均五年搬一次家，从这一点看，来美的中国人在不停地刷新纪录。
因为家人要来，而且快毕业了，他想搬到硅谷去，容易找工作。他找到房东，告诉他他要搬走了，但苏锐还住在这儿。
“好的。”BOB 说。非常干脆，绝不问你缘由，更不会动员挽留。
BOB 看起来并不关心他的生意，只是关心他的啤酒和太阳。换了别人早就把这么好地段上的公寓装修一番，贵贵地租出去，赚上一大把钱。可是BOB 只要有人租就可以了，他既不维修也不管理，图的是省心。
大淼开始来找房子的时候，BOB 一见到他，就问：“你是中国人吗？”大淼点点头，心里却想：难道我看起来像日本人吗？是，眼睛有点小。
BOB 说：“我和中国人在战场上打过。”大淼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变，他要租房子，房东却告诉他和中国人打过仗。
这叫什么事儿？
BOB 接着道：“我以前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兵打过仗，现在我这里住了不少的中国学生，想想真是可笑，战争是残酷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与你们打完仗，又与你们和好，现在我们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哈哈。”大淼听了，才知道他是韩战老兵。父亲十七岁抗美援朝过，说不定父亲。与BOB 曾经在战场上碰过面呢！
BOB 回忆起当年当俘虏的日子：“他们对我们还是可以的。我们吃的比他们自己还好。我们吃的是蛋炒饭，他们吃的是白饭，只是白饭，没有别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再也不要在战场上见面了，那是残酷的事情。”
以后BOB 一见到大淼就要和他谈战争。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