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之前，还要和我们的鉴别人员交流一下。备忘录本来就是属于ITT所有，所以我没有提反对意见，我告诉迪安不会有问题的。给实验室通个气吧。”
我立刻会同伊凡·康拉德做了安排，让约翰·迪安知道哪些地方是鉴别人员要报告的。ITT的专家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到。专家组成员包括来自纽约的打字机专家马丁·泰太尔和他的妻子珀尔、文件鉴别专家沃尔特·麦克龙、芝加哥的一名光谱专家和ITT的一名律师。他们竭力证明比尔德备忘录原件是1972年1月打印的，因而推定它是一份伪造之物。但他们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坚持自己的立场，称该备忘录是在它注明的时间或该时间前后打印的，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非伪造之物。ITT的人随后要求允许从备忘录中剪去某些字母，让麦克龙带到芝加哥在自己的试验室里进行鉴定。伊凡·康拉德予以拒绝，ITT的律师这时就请求用一下私人电话，然后给白宫打了过去。不到十五分钟，康拉德接到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遵照ITT的要求裁剪文件。胡佛后来告诉我，他是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之后才允许那么做的。埃利希曼辩解称，既然那份文件是属于ITT所有，那么该公司就有权按自己的愿望处置它。对于这个问题，胡佛在白宫的压力下屈服了。
情势仍处于失控之中，ITT的专家直到第二天3月23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返回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他们从比尔德备忘录中剪去了十五个字母离开了。下午三点三刻，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正式报告交给了参议员伊斯特兰。下午七时整，迪安给我打来电话。
“正式报告已送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了吗？”他问道。我告诉他当天下午就把它送过去了。
沉默良久，迪安接着问我：“你把它修改了还是让它保持原样不变？”
“它还是原样。”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了。”迪安草草地说道，然后一言不发地将电话挂了。他对我不向白宫的压力低头去修改报告的做法极为恼火。
十分钟后，麦克龙打来电话说，伊斯特兰参议员正在抱怨发生了泄密：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已给他打了电话，想在报告递交给参议院之前看看它。
次日十点四十五分，迪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沃尔特·麦克龙正在其芝加哥的试验室里工作，已准备了一份该备忘录的光谱报告。“他确信比尔德备忘录系出伪造，”迪安说，“我想让他与你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交流一下。”
我对麦克龙给白宫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感到不解，但我还是说：“噢？好的，约翰。我相信我们实验室的人对麦克龙不会有太多信心的——他们并不认同他以前告诉他们的话。但我会请示局长的。我相信他会同意。”
“非常感谢，”迪安回道，“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你可以在司法部长办公室找到我。那以后，我会回到自己办公室的。”
“麦克龙在哪儿？”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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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前奏（4）
“他在华盛顿。我们得让他随时能接到临时通知。”白宫还在插手此事。
“很好，”我说，“我会在一小时之内打电话的。我相信我们能安排今天会面的。”
“我们将感激不尽。”迪安绷着脸说道，然后不置一辞地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将情况介绍给局长听时，他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是吧？去吧，给康拉德和麦克龙安排见面。随时告诉我结果。”
“好的，”我回道，“我不知道麦克龙会给出什么结论，但我很怀疑我们实验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知道康拉德会多么细致地工作。没人认为他会仓促下结论。
局长笑了，然后说道：“是的，我也认为不会。”下午一点钟的时候，麦克龙就在实验室里了。会面之后，康拉德给我打电话，称麦克龙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他的话里更多地是在辩解。我给胡佛送去一张便笺，将实情告诉他，然后就给迪安打电话。他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我就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说明了会谈结果。迪安没有给我回电话。
白宫试图让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不足为信，最后却添柴加火地毁了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克兰丁斯特曾作证说：“我没受到白宫里任何人的干涉（去给ITT结案）。我没有受到强求，我没有受到压力，我也没有受到指使。”比尔德的备忘录，连同白宫后来提供的文件一起，驳回了他的说法。1974年6月16日，他对一项行为不当的指控认罪，称自己在ITT反托拉斯结案处理上没有“准确而全面”地作证，承认隐瞒了他与尼克松总统关于不对该公司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联络信息。克兰丁斯特被判处缴付罚款一百美元和停职三十天。
我为迪克·克兰丁斯特感到难过。而回头看看，我很高兴联邦调查局顶住了白宫的压力，没有参与掩盖真相的活动，没有参与这种在某些方面就是水门事件前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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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1）
1972年5月2日星期二，这一天的到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我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然后吃早餐，边吃边浏览《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摘要，以防胡佛问及一些重要新闻。到了6时45分，我已经在赶往办公室的路上了。到办公室后，离正式上班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翻看头天晚上的电报和等我处理的备忘录。
上午九时整，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内容包括开会，接打电话和与局里其他官员商量事情。对我而言，这样的一天会持续到下午六点半或七点钟，也就是局长离开时才会结束。局长第一个下班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传统，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让我们埋首案头，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上午九时不到，托尔森和我的行政助理以及两名秘书走了进来。邮递员也背着大包大包的联邦调查局信件赶到。托尔森的助理多萝西·斯基尔曼告诉我胡佛不会来了。这不足为奇，因为轻度中风，他经常不能上班。我于是临时补缺，做了一些必须定夺的决定，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有不同意见。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负责行政工作的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走进我办公室。我有些意外，因为他通常是用内线电话与我联系。
“他死了。”约翰说，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我最初以为他是在说托尔森。
“他又中风了？”我问道。
“胡佛死了。”莫尔说。他看着我的表情变得犹疑继而转为震惊。
托尔森之死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但胡佛死去的现实却让我难以接受。就在昨天，他还像平时一样精力十足，死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随时都会离去，但我从没想到胡佛会离开得如此突然。
“他是昨夜或今天早上的某个时候去的。是管家安妮发现的。”约翰说道。乔伊瑟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
“甘迪小姐九点刚过给我打的电话，我就前去见她。在胡佛家里我和托尔森谈过，他让我操办丧事并通知司法部长。托尔森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相当难受。”
“克兰丁斯特有什么反应？他怎么说的？”
“开始时没多说什么，”约翰回道，“我告诉他托尔森安排甘迪小姐和我来处理丧事，我问他是否要我通知白宫。他说不用了。他想亲自给总统打电话，他相信白宫会宣布死讯的。”
由其他人来操办丧事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前面的日子会很难熬。我说：“很好，约翰。托尔森不会过来了，你和甘迪小姐拿什么主意我都会支持。”
约翰转身欲走，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稍后会告诉你详细情况，而在助理局长们听到小道消息之前，我想一一告诉他们。”
我将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两名业务助理、我的行政助理和两名秘书。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多萝西·斯基尔曼是通过电话从甘迪小姐得到的消息。她为托尔森担心起来。
我说：“你老板会受很大打击。”
“我知道，”她回道，“没有胡佛先生的支持，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现在不要担心，”我说，“今后几天我们会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转身离开办公室时，她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
白宫直到中午十二时之前的数分钟才正式发布胡佛的死讯，而在此之前，消息已经传遍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许多家属和朋友们都接到了告知电话，当然，消息也泄露给媒体了。我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她上午十时左右给我打过来。她刚刚从我们的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消息，而那人是从新闻通讯社的电讯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摄影记者已经聚集在胡佛家门前。
回想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我很难说得清自己的确切感受。我感觉我个人并没失去什么，因为我与胡佛的关系一直局限在公事上。胡佛曾经和他的一些高层官员亲如兄弟，但在他后来的岁月里，托尔森是局里唯一与他有着社会交往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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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2）
胡佛1971年转而倚重于我，是因为托尔森虚弱的身体状况已让他无法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他知道我对他的职位没有企图，因为我从未给他任何理由让他这么想。我相信我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对于我在调查和人事事务方面的劝告和提议，他通常会予以认真的考虑。他乐于和我交谈，有时谈话的时间会相当长。我感觉他差不多像我欣赏他一样地欣赏我了。
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他强硬而暴躁。他极为聪明，对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衰老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不得不经常与他打交道，发现对于前些日子看过的备忘录，他总能回想起其细节来。
我没能接替他的局长职位。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联邦调查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