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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能接替他的局长职位。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廉正。我知道托尔森将会退休而去，会将权力交给我这个三号首长来保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做好表率，保证各部门运作平稳和防止士气低落。
我没想过总统会任命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人来接替胡佛的职位。如果事先知道，我对这个职位就不会抱以希望。联邦调查局有许多训练有素的高级官员能胜任局长职位。我本人的履历也不错，我认为自己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天分分秒秒地流逝着，我大脑里不禁重现局长的最后时光。这天是“五一节”，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汤姆·莫顿是胡佛的私人司机，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这天上午九时三分，稍稍迟于上班时间，他驱车驶进司法部大楼的院子里，带着他的乘客停在紧靠电梯大厅的特别停车位上，电梯大厅就在离第九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拐角最近的地方。这些电梯差不多处在五楼局长办公室的正后方，从轿车到停车区里的电梯只有数步之遥，而从五楼电梯间到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的距离则还要短些。
胡佛平时会在克莱德·托尔森的寓所用自己的轿车捎上他，然后一起赶来，托尔森照例会落后几步跟随。但是这一天胡佛下车后，托尔森却没有在后相随，只有他一个人步履轻快地走向电梯间。
胡佛离开停在离电梯间不远的汽车时，莫顿总会奔向一个专用电话，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提醒每个人注意：“他上来了。”结果便是一阵忙乱，在电话打来之前，如果办公室人员都很散漫的话，电话打过之后就不会有这般悠闲的人了。
那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见过胡佛，还用内线电话交谈过几次。他思维敏捷，言语铿锵有力，有其特有的冲劲，各方面都与平常无异。
他差不多下午六点钟才离开办公室，然后赶往托尔森的寓所，在那儿用晚餐。莫顿后来驱车将他送回家，到家时间是晚上十时十五分。管家安妮·菲尔兹没有听到他进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是在地下室里过夜的。
安妮说胡佛晚回家之后，通常会让他的两条凯安犬在后院玩耍戏闹一番，它们睡处附近铺有报纸，从报纸上看，有迹象表明它们当晚像平时一样在外面排便过。这两条狗对胡佛非常依恋。较大的“G男孩”在他的主人去世数周之后死去。而“辛迪·莫佩德”则拒绝进食，数月之后也死掉了。
次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安妮根据胡佛固有的习惯备好了早餐，但胡佛并没有下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她开始担心起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莫顿开着那辆轿车赶到，比平时提前了几分钟。数分钟后，吉米·克劳福德也到了。克劳福德当过胡佛多年的司机，1971年12月在一次大手术之后退休。从那以后，胡佛就雇他在庭院周围干些杂活。这天早晨，他过来要将胡佛从一个西海岸苗圃买来的玫瑰给栽上。克劳福德是提前赶来的，因为他知道老板可能要指定每束玫瑰应该栽在什么位置。
他们三人讨论了一番，决定由安妮去敲局长的房门。没有回应，她试着推开房门，当安妮慢慢进到卧室时，她看见这位她侍候多年的男人已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了。她冲下楼找来克劳福德。克劳福德握住胡佛的手，发现它僵硬而冰冷。他将手放到地板上，然后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身体上，确定胡佛已经死去。克劳福德给托尔森打去电话，然后让莫顿开车将他接来。安妮则打电话给局长办公室的职员厄玛·梅特卡夫，由她联系局长的私人医生罗伯特·乔伊瑟。乔伊瑟火速赶到，随后就宣布胡佛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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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3）
十一时不到，约翰·莫尔给约瑟夫·高勒殡仪馆要了电话，这家殡仪馆离胡佛家比较近，位于纽约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辆无标记的小汽车，这辆车可以拉运一副装上尸体的担架。为避开新闻摄影师，那辆车从后巷靠近住宅。验尸官代表们等到白宫正式宣布死亡，然后将胡佛的遗体从后门移出，穿过庭院，通过车库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车上。高勒的车于下午十二点半离开胡佛的住宅。
约翰·莫尔和海伦·甘迪一直考虑的是共济会葬礼，但在下午两点零五分，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已决定举行全军礼国葬。遗体将于5月3日安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供人瞻仰，5月4日将举行追悼会。军方接管了礼仪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气灰暗而阴沉，在国会山圆形大厅里，空气中的薄雾让悼念活动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建造的柩车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国英雄和政治家享用过这辆柩车。柩车上午十一点半抵达国会大厦。由美国国家长老会牧师爱德华·埃尔森和美国参议院牧师为前导，抬棺者们负重走上长长的台阶。莫尔后来对我说，他和甘迪小姐选了一种铅衬里的棺柩，有一千多磅重，根本没考虑要将它抬到国会大厦台阶上去。对那些年轻人来讲，这肯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重量，当他们竭尽全力挣扎着走上台阶时，有两个人被扭伤了。
圆形大厅里的悼念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联邦调查局行政会议成员充当了荣誉护柩者，局里许多其他人也参加了悼念活动。首席法官沃伦·E．伯格曾备受胡佛青睐，他颂扬局长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他的）个人操行规范已深刻影响到整个团体，使其兼具效率与清廉。”
从下午到晚上，有数千人赶来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棺盖紧闭的棺柩让几个寻求刺激的作家将胡佛想象成死于谋杀。而在高勒殡仪馆供人瞻仰的那几个小时里，胡佛的棺柩一直是敞开着的，并没有谋杀的迹象。
那天下午，莫尔回到自己办公桌后，有位客人走了进来。他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这位助理司法部长宣称，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指示他来查阅“秘密”文件。
莫尔耐心地做了解释，称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他所听说的秘密文件。对那遗体已躺在圆形大厅柩车里的胡佛，他们也聊了几句，之后格雷就离开了，看上去还算满意。
次日，也就是5月3日的上午，格雷情绪激动地再次来到莫尔的办公室，要求知道那些秘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莫尔再次向格雷断然否认秘密文件的存在。谈话逐渐激烈起来，言语也变得不那么客套了。莫尔后来说：“我想我确实对他说了点粗话。”
在这一点上，格雷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他说道：“瞧瞧吧，莫尔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爱尔兰人，没有谁能摆布我。”
莫尔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看看吧，格雷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荷兰人，谁也摆布不了我。”格雷转身离开。后来三小时不到，克兰丁斯特就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接到任命不到半小时，我就接到托尔森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希望你今天正式安排我退休。”
我问：“你要在电话里给斯基尔曼夫人口授申请吗？”
“不，”他说道，“我想让你写。简短一些，没有什么要大书特书的。让斯基尔曼夫人在上面签我的名字。”
“行，”我说道，“我今天下午交给格雷，马上开始办理。”
那封信是我写的，措辞要比托尔森温和一些。既然在克兰丁斯特的任命听证会期间，我已经和格雷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他，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说：“给他写一封温暖人心的信，同意他的退休申请。要赞扬一下他多年的杰出工作。给我空下签名的地方。写上今天的日期。”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道：“葬礼之后我想找你谈谈，之后我会在上面签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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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4）
“好的，”我回道，“我随时都可以。你是想我到你办公室还是你到我这儿呢？”
“我过来。我有事想问问你，我还想到局长办公室看看。”
“愿意竭诚效劳，”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的。”
“很好。”格雷回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格雷与约翰·莫尔顶牛的事，我相信他是想谈谈所谓秘密文件的事。
5月4日上午，在高勒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军人护柩者的护送下，胡佛的遗体被运到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大道的国家长老会进行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的安排更多地是吹捧总统，而不是让局长死后身蒙隆誉。电视报道关注的焦点是座次的安排。原计划是让总统、尼克松夫人和代理局长格雷及其夫人比阿坐在左侧前排。荣誉护柩者，包括我本人（系代理副局长）、约翰·莫尔和阿历克斯·罗森、两名局长助理和全体助理局长，都坐在右侧前两排。
5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新任命的代理局长绕开那位“精明的荷兰人”莫尔，给莫尔的助手詹姆斯·亚当斯打电话。格雷指示说克兰丁斯特的座次安排有了变化。原来定在左侧第二排，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在一起，克兰丁斯特想坐在右侧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与总统正好对称，正前方就是电视摄像机。格雷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在悼念活动期间，这位司法部长就与荣誉护柩者们坐在一起。
在尼克松总统的颂词中，他把胡佛赞扬成“一位伟人”，并说道：“让我们谨遵其衷心所愿，要让所有禀持其高尚信仰并致力于我们社会安宁的男男女女备感荣耀，以此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当送葬队伍离开长老会所在地转上内布拉斯加大道时，一种令人惊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放眼望去，穿着制服的警察沿大道两旁紧密地排列着。许多人来自华盛顿市警察局，其他的则来自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