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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胡佛病逝之后，我很希望能够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如果说我对格雷心存嫉妒，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格雷的任命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便已下定决心，为了联邦调查局，我将尽我所能地协助格雷做好工作。
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与鲍勃·伍德沃德碰过一次面。他想和我约谈，于是我便在9月里挑了一天和他会面。为了防止我的话被错误地引用，我让我的助手，监察员沃森·坎贝尔和我一起参加会谈。然而伍德沃德采访我并不是为了探询什么消息。他理解我所处的位置：作为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负责人，我不能泄露任何有可能会损及犯罪调查的信息。伍德沃德只是想向我确认他和伯恩斯坦业已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他让我告诉他哪些信息是正确的，而哪些则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谈中，我对一些在公共记录中便可以查到的信息进行了确认或者否认，仅此而已。
那时，我没有告诉伍德沃德，其实我们对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日益感到担忧。经过两个月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来起诉那几个盗窃犯。但是司法部却越来越不愿意授权我们对一系列业已发现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广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竞选特工唐纳德·塞格雷蒂对民主党所施展的那些肮脏把戏。我们小心谨慎地试图在内部备忘录中将我们的不满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我们便提请全局注意：报界已经断言审计总署怀疑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违反《竞选资金法》的行径。我们随之指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来对审计总署的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强调说：“对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特别指令才可以开展。”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们几乎是在恳求“水门”检察官，即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让我们展开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为此我们写道：“鉴于联邦助理检察长希尔伯特对联邦大陪审团的证词做出的详细评论，对起诉所做的准备以及将会有更多的证人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为此我们预计希尔伯特将会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如果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那么这样做将会使开展调查的速度加快。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白宫一直在竭力掩盖其对水门事件的介入。如果我们这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遵循一般的调查程序，那么行政部门尽管实施了大量的违法行为，也将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我们则将因此备受责难，也将因未能恪尽维护宪法的职责而遭到谴责。公众将会质疑我们的诚信，彻底损害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公正的执法部门的声誉。要对这些犯罪行为开展调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联邦调查局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加以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些我在监察科所坚决执行的准则。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也将遭到批评，同时也会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理想的办法可以打破这一两难困境。
水门事件（5）
两种观点在我内心深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锋：对于我来说，遵循常规程序来履行我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职责，是否应该超越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所负有的揭露真相的责任呢？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一次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与伍德沃德多次会面，依然是为了证实或者否认他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信息。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诚实的记者，也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渠道。
在我看来，报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似乎不止一个。但是，尽管媒体记者做了最大的努力，笼罩在水门事件之上的伪装依然无法被揭开。对于压制信息的传播，以及准确出手防止消息泄漏，白宫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白宫的压力下，司法部的调查也遭到了削弱和损害。
霍华德·亨特的被捕已经表明白宫与水门事件有染。他也因此成了调查的焦点，最后他终于承认正是他给道格拉斯·卡迪——那个突然出现在警局要求保释几名盗窃犯的律师——打的电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迪会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的。我们还发现白宫的记录显示，从1971年6月开始直至1972年3月，亨特一直归总统顾问科尔森领导——在他开始招募后来卷入水门窃案的秘密特工之后至少四个月。亨特的工资单则由科尔森的私人秘书负责签发，而他与白宫联系的私人电话的付款单，则被直接寄往凯瑟琳·切诺的住址，而切诺正是白宫“水管工处”——一个专门负责防止泄密和堵漏的单位——的秘书。在一份日期为1972年3月30日的白宫内部备忘录上写着，亨特“办事十分得力”，并要求将他调到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去。
当我们发现供职于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戈登·利迪曾经多次陪亨特出行，去招募为共和党从事“安全工作”的人员时，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环节便逐渐接上了榫头。被捕的几个窃贼随身携带的通讯簿里，有的就记有利迪的电话号码。一张含有多笔竞选捐献资金的现金支票被交给了利迪，并被存进了伯纳德·巴克在迈阿密的利宝银行开设的户头里。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阿尔弗雷德·鲍德温供认他曾为詹姆斯·麦科德工作，负责在与水门大厦仅一街之隔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419房间里，操纵安装在民主党总部里的麦克风。鲍德温告诉我们，在他租住这间房间的时候，利迪曾经当着亨特的面，付给他崭新的总额为一万八千美金的百元美钞，而利迪也曾经付给麦科德同样的百元美钞。我们也得知利迪曾经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撕毁了大量的文件。（7月28日，该委员会解雇了利迪，表面上是因为利迪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鲍德温也证实，他们已经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窃听。鲍德温也抄录了他从民主党总部所窃听到的谈话，并交给了可能是负责此事的麦科德。
在与迈阿密的一个摄影师迈克尔·理查森会面之后，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调查的突破口。理查森告诉探员，他从照片上认出了伯纳德·巴克，尽管仍不敢十分确认。他记得在水门窃案发生之前一个星期，巴克曾经来过他的照相馆。当时巴克带来了两卷三十五毫米胶卷让他立刻冲洗，并按照八乘十英寸的比例加以放大并冲印出来。一共有三十八张负片。理查森说这些照片所拍的都是文件，绝大部分文件上面印有“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字样。这些文件的拍摄背景都是一种粗毛地毯，同时可以看到，在文件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只带着透明手套的手在捏着文件。
在每个紧要关头，联邦调查局都遭到了来自白宫和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阻挠和羁绊。例如，每次联邦调查局与白宫幕僚会谈时，迪安都会坐在一边旁听，令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每当探员试图获得科尔森的长途电话记录时，迪安都会加以反对。探员们对凯瑟琳·切诺进行的调查也得不到迪安丝毫的配合。孔克尔不相信迪安的辩解，即切诺正在欧洲度假，而他又不知道她联系方式的说法。（在迪安撰写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书中，迪安承认他知道切诺在英格兰度假的地点，而他则派他的助理将切诺接回华盛顿，以便在联邦调查局询问她之前告诉她如何加以应对。）
水门事件（6）
此外，迪安还截留了亨特存在白宫保险柜里的物品达五天之久，然后才将部分物品（而不是全部）移交给联邦调查局。我曾经为此事和迪安吵过一架。“深喉”曾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亨特保存在保险柜里的物品中包括一把手枪。这使得迪安和白宫幕僚十分尴尬，因为亨特居然能够躲过白宫的安全检查将枪支带进白宫，从而不由得使人们质疑白宫安保系统的效能。当迪安给我打电话，要求联邦调查局向媒体发布一项声明，否认发现枪支一事的时候，我说道：“约翰，你的这一要求太荒唐了。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回答是‘不’。”迪安没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当天晚些时候，很可能是根据迪安的要求，司法部的信息处就此事发布了一条十分隐晦模糊的消息。
7月下旬，孔克尔给格雷寄来一封电报邮件——一封用信寄来的电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在与白宫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并要求联邦调查局应该对此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我深信正是由于这封信，导致孔克尔后来被降级并被外调到圣路易斯任职。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迪安不得不密切关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程。很久以后我们获知，迪安曾计划在格雷——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位于华盛顿的公寓套间里与他会面。但是他们对这一地点依然感到不放心，于是又改在附近的一座公园里碰面。在这次秘密会面之后，格雷在没有告知其同僚和他的私人助理的情况下，便命令整理出来一份最新的调查情况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