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秘密会面之后，格雷在没有告知其同僚和他的私人助理的情况下，便命令整理出来一份最新的调查情况总结。7月21日，一份刚刚完成的最新情况总结便被送交联邦司法部长，随后又迅速转到迪安手上。
此后，迪安又要求格雷将该案的“原始档案”，以及记录有关线索和会谈结果的电传文件的复印件一并交给他。他希望借此能够同步掌握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度。迫于压力，格雷要求孔克尔将上述文件提交给他，理由是他希望能够了解每天的调查进展情况。迪安亲自来到格雷的办公室，来收集整理第一批敏感的文件材料。随后，迪安又不断索要更多的文件材料，并迫使格雷在1972年10月2日向他提供了第二批报告材料和电传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与白宫幕僚进行了二十六次会谈，并与六十名供职于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逐个进行了口头审查，而迪安则拿到了其中绝大多数会谈记录。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阻止白宫得到这些敏感的材料。
探员们不得不当着竞选委员会律师的面约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允许委员会律师在场旁听，则得到了当时负责水门案件调查的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的准许。该委员会争辩说，由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控告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损害其财产，因此在会谈时必须有律师在场。但是后来有好几个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我们联系，要求在委员会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们再次进行会谈。他们说，此前由于委员会律师的在场，使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回答探员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说，该委员会所有接到传票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的雇员，后来都受到了委员会律师的盘查，以获知他们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证词。
还有一个该委员会的雇员主动来找我们，并告诉我们说，委员会财务监督休·斯隆的保险柜里一直存放着一个装满了钱的手提箱。据他反映，1972年2月至4月间，斯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向委员会许多官员提供了大笔现金——给了杰布·马格鲁德五万美金；赫伯特·波特一万美金；戈登·利迪八万九千美金。另一位雇员在与探员进行的第二次会谈中透露，委员会的官员正在转移联邦调查局对主要问题的注意，以防止我们发现真相。然而，这些关于二次会谈的情况报告也被格雷转交给了约翰·迪安。迪安立刻对委员会官员提出了警告，对这些雇员大加指责。对于那些掌握有重要信息并想向我们通报的其他雇员来说，这一切无疑使他们深感灰心和失望。
水门事件（7）
当我们试图以水门窃贼随身携带的现金为线索开始追查时，我第一次明确地察觉到了格雷对调查所发挥的阻挠作用。探员发现伯纳德·巴克曾经在他迈阿密的银行账户上通过四张支票共存入了八万九千美元。这些支票是由一位名叫曼纽尔·奥格里尔的人签发的，他在位于墨西哥城的一家名叫班克国际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显然，下一步我们就应该约谈奥格里尔。但是格雷却断然下令停止约谈，理由是这“有可能会扰乱”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城采取的一项行动。
我并不知道，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尼克松总统就将霍尔德曼叫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该案的调查情况。他们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指派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恩·沃尔特斯出面告诉格雷“别管这档子闲事”。（霍尔德曼语）“我们不希望你们（联邦调查局）进一步介入此事。”
霍尔德曼随后开始精心筹划如何实施这一举措。“我计划由我和埃利希曼打电话叫他们（中央情报局）来，然后告诉他们，嗯……”
尼克松接上话头说道：“不错，这样很好。那么你准备怎么让他们来……我只是想说……好吧，我们保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以免他陷到这一大堆烂事里吧。”（从来没有人言明这些“事”指的是什么。）
一个多小时以后，霍尔德曼、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便来到埃利希曼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当沃尔特斯返回中央情报局之后，他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他在此次会面中得到的指示。
发生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事件已经引发了众多非议，而民主党正试图使该事件无限扩大……对此案的调查已经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而且形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霍尔德曼询问中央情报局与此事是否有什么关联，赫尔姆斯局长回答说毫无关联。霍尔德曼说，整个局面正变得日益尴尬，总统希望沃尔特斯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并告诉格雷，既然五个嫌犯业已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到此为止了。继续推动对此案的调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沃尔特斯写道，霍尔德曼让他去找格雷，并告诉格雷：“我已经与白宫谈过，并建议不应再对此案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霍尔德曼向沃尔特斯保证说，格雷将会听取他的意见，因为格雷“正在寻求如何处理此事的指导意见”。根据沃尔特斯备忘录中的记载，尽管赫尔姆斯一再表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会暴露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秘密行动，但是霍尔德曼还是坚持向沃尔特斯发出了行动指示。记录显示，沃尔特斯的确在当天会见了格雷，并将霍尔德曼的指示传达给了他。根据沃尔特斯在备忘录中的描述，格雷当时回答道：“他现在面临到问题是如何将这一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加以低调处理……然后格雷又说，在选举年发生这种事情是最棘手的，他会考虑他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后，也就是6月26日，沃尔特斯再次被召到白宫，在那里，约翰·迪安告诉他：“对水门窃听案的调查令人极为难堪，而且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一些重要人物。”6月28日，迪安对沃尔特斯说道：“问题是如何制止联邦调查局将调查的范围扩展至那五个嫌犯以外。”同一天，赫尔姆斯打电话给格雷，要求联邦调查局不要约谈卡尔·瓦格纳和约翰·卡斯韦尔这两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理由是这两个人正在执行高度敏感的任务。格雷将这一要求作为命令下达给我。我可以终止对瓦格纳的约谈，但是卡斯韦尔则已经接受过了质询。而我们认为这两个人都知道一些与霍华德·亨特有关的信息。
在其他方面，中央情报局则表现得更加不合作。联邦调查局探员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处处碰壁，更为恶劣的是，中央情报局还屡屡明目张胆地撒谎。例如，我们向中央情报局了解一个名叫彭宁顿的人，此人曾经是詹姆斯·麦科德的领导。而中央情报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名为塞西尔·H。彭宁顿的人的总结报告，尽管此人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但是却与麦科德毫无关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想要找的人全名叫做李·彭宁顿，他和麦科德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层面上讲，关系都十分密切。而威廉·科尔比，赫尔姆斯的继任者，则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我们不想让中央情报局的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水门事件（8）
7月5日，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阻挠和羁绊已十分严重，从而促使孔克尔、贝茨和我决定约见格雷，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孔克尔重申了他在那封电报邮件里的观点，我们也都强烈反对我们所遭到的种种束缚，尤其是中止针对墨西哥城展开的有关调查。
“请注意，”我对格雷说道，“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面临严峻挑战。与我们相比，这对于你这个代理局长来说更为重要。在未来，你将不得不说服那些联邦参议员，证明你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干得不错。我们不能再拖延对奥格里尔的约谈了。我很不希望让我的话听起来像是最后通牒，但是除非我们收到赫尔姆斯局长要求我们放弃对奥格里尔进行约谈的亲笔信，否则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对他开始展开调查。”
格雷犹豫了，他看了看孔克尔和贝茨。他们两人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他正面临着手下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叛。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今天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的。”
“这还不够，”我继续说道，“约翰·迪安和‘竞选连任委员会’对我们的调查毫不配合，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显然，他们在阻挠调查——想方设法拖延时日，或是误导我们。当我们在调查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时，碰到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听任白宫和竞选委员会肆意妄为。”
“格雷先生，”孔克尔插话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阻碍，对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想你应该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存在的这些问题。”
“鲍勃说的一点没错，”我说道，“整个事件将在总统面前大爆炸。”格雷开始犹豫。他觉得最好是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克拉克·麦格雷戈挂个电话，当时麦格雷戈正陪着尼克松总统在圣克拉门托访问。但是当我们从格雷那里离开后，我告诉孔克尔：“准备一份发给墨西哥城的电报稿，告诉他们继续开展调查。如果在今天下班之前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就把电报发出去。”
面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格雷退缩了。他立刻给沃尔特斯将军打了电话，后者在他的备忘录里这样写道：“他（格雷）说要求他继续开展调查的压力十分巨大。除非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损害国家安全，否则他将不得不启动对资金转移问题的调查。”7月6日，沃尔特斯和格雷见了一面，沃尔特斯在记述这次会面时写道：“我与总统相交多年，我像其他人一样渴望能够保护他免受伤害。我认为由中央情报局以虚假的理由草拟一封信来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将对总统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