醪惶厥樱暇勾厦鞴耍�1889年17岁时，又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在家乡也就是个绅士，有种种特权和优惠，成了人上人了。当时，康有为还没有举人的资格，从社会地位上说，还没有梁启超高。不过，真正有学问的，并不是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而是已经32岁的康有为。一幕好戏出台了，举人竟然拜秀才为师，梁启超景仰康有为的学问，不顾世俗的偏见，愿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79年，他开始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并且游历了香港，看到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发生的变化。从此，他大量购买和阅读西书，钻研西学，开始提倡变法图强。1890年间，梁启超因为自己有了功名，而且对传统的“训诂词章”很有修养，沾沾自喜。社会上神童的美誉，也让他目中无人。所谓少年狂，就是这种人的典型心态，其实学问的根底还很浅。因为偶然的机遇，经朋友介绍，有一天他去拜谒康有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经过了6个时辰、12个小时的谈话，听康有为把传统的旧学问批得一无是处。康有为独创的理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西学知识，听得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把自己的自大狂一扫而空，于是“屈尊”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从1890年到1894年间，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学习，一方面也参与了康有为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编写工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假托孔子的主张，来提倡现代向西方学习。从此，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他一改八股文风，以清新通俗、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成了康有为学说的宣传鼓动家。“康梁”成了一个名词，就是19世纪90年代末那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代表。
中国老一代的变革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技术和物质文明，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比中国先进。尽管中国与列强每战必败，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很难扭转。除了几位前卫性人物的探索之外，真正提出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教制度学习，就是从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
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溃败。“天朝上国”、“同治中兴”这一类自大的话语，竟然被小小的落后的日本一扫而空。空前的民族屈辱使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也激发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动员了各省在北京的举人1000多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拒绝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迁都、练兵、变法。别小看了这次上书，皇权神圣的等级制之下，要把他们的上书送到皇帝手里，还很不容易。康有为的主张是几经周折，才逐步为光绪所了解。光绪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才希望尝试变法。至于究竟要变成什么样才能救国，他也懵懂得很呢。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主持《时务报》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培养了一批新进青年。后来的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就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弟子。梁启超广泛地宣传民权、平等思想，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师生们在学校里放言高论，肆无忌惮，热烈奔放，流传到了学校之外，却不得了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激怒了顽固保守派，他们要起来保卫孔子的圣教。在中国社会里，这小小的一点点启蒙竟然都那么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5）
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终于得到光绪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要知道，维新派的民权主张，当时还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说的悄悄话，在变法的措施中是没有的。仅仅是一些官制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的主张，就得罪了慈禧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派大臣，光绪皇帝的位置也遭到威胁。袁世凯答应维新派勤王的要求后，9月20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但慈禧已经于19日从圆明园回到了城内的皇宫，监视着光绪。21日，慈禧即宣布恢复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袁世凯没有进行勤王，回到天津后见风转舵，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这次政变，维新派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梁启超和袁世凯也从此结下了怨仇。
这是中国第一代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觉醒，因此，也不免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积了两千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后来的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张謇，当时正在北京，对于康有为的变法感到很是奇怪：“见其（指康有为——引者）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失败也就无法避免。康有为自此事变，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把自己包装成当代的孔子，所以别人就讥讽他是“康圣人”。 实际上成了一个书呆子，一个老古董的“圣人”，他在政治舞台上还能发挥作用吗？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但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流亡海外的维新派组织了保皇会，甚至策动了勤王运动，企图以武力推翻慈禧的统治，支持光绪恢复皇权。但没有成功。此后，梁启超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他的老师开始分道扬镳，不再热心保皇。他也没有真心实行革命，和孙中山也发生了冲突。他开始热心地提倡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运动。不过，他在日本努力学习，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步骤，对国家面临的形势，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很有创获。他是中国现代启蒙时期，传播西学的理论家。至于中国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研究还谈不上，中国连一个完备的大学都还没有呢！因此，除了准备做官的士大夫以外，连现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只能由传统的士大夫通过自学来更新知识。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1907年11月），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政治主张，进行启蒙思想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他只有25岁，年纪轻轻的。日本的文字，主要是汉字，不会说，却可以看。和有文化的日本人交流，只要大家写汉字，就能懂。现在的日本文字，片假名太多，就无法交流了。更有趣的是，日本以往的重要文献，是用中国的古汉语写的。 虽然后来兰学（西学）盛行，还是有人把西文翻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看了，只要拿来抄一遍，改几个字，就可以介绍给中国人。所以，在日本学西学，比在中国方便多了。怪只怪中国人太保守，真正学懂西文的人太少，即使有懂西文的人，也未必有社会地位。梁启超在日本拼命学习，他的思想也只是在求索过程中。因此，他常常为时局和学识所驱使，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后来总结自己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成熟的见解，往往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其实，这是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应该否认他的影响力和探索精神。
梁启超早就主张开发人民的智慧、开发绅士的智慧、开发官吏的智慧，也就是国民的各阶层培育起现代精神。所以，他主张国家要自我强大发达，就一定要多多翻译西方的著作，学者要建立独立的人格，一定要多多读西方的著作。他在日本时期，就大力介绍西书和西方学说。他发表《新民说》，批判当时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也就是缺乏现代意识，极力提倡国民的国家观念、权利义务意识，去除奴隶思想，争取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具有普世的价值。尽管他说的自由，主要是团体的自由，遵循法律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但对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一两代人的思维，延续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1．三颗政治明星（6）
梁启超又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什么叫大民族主义呢？就是“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梁启超的意思是针对革命党人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所以，他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就是中国国内各民族要集合为一个大民族，参与世界的竞争，反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对华侵略）。在留学生中，也产生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认同意识。西方的nationalism一词，可以翻译成民族主义，也可以翻译成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上，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为现代国民国家的观念所取代。中华民族是中国国内各民族的集合体。梁启超正是国民意识的提倡者，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是皇帝的私产，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