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所震惊，人们不敢表达自己想法。但现在，如果他能阅读中文，看到Sina与Sohu的博客与论坛上的言论，肯定会发现我们是个多么好争论的民族。但你触及到一些议题时，人们义愤填膺、不惮使用最富感*彩、最粗俗的措辞。
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一家dot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的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那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着朴素的信念：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困于信息匮乏，政治权力控制着信息渠道，而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如果能获得通畅的信息，公众会变得更有力量，中国社会将逐渐走向一个更多元的格局。从加州到来的互联网精神，不正是反叛权威、多中心的代名词吗？
这种期待的变化的确发生了。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传统的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在我去寻找到一家ISP公司购买的15元一小时的上网服务的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Secondlife这些新玩意，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我总是好奇，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
如果你曾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你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你也会发现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人们重又借助五花八门的借口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在厦门的PX项目中，本地人借助网络信息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并使这个庞大的化工项目终止，而重庆那对夫妇则在万众瞩目中获得了更多的赔偿，太湖的污染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关注……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次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而且，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兴表演式的，它瞬间即逝，似乎是围绕着媒体象征而突然短暂的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其喧闹获得满足，然后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这种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自知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
我记得计算机科学家Robert Metcalfe那个著名的公式V=n（n…1）；一个网络的价值约等于这个系统用户数量的平方。所以这些因触动了某种社会情绪的事件，迅速获得了压倒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其他信息反而被遮蔽了。这就是信息时代令人反讽的现象之一，我们以为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宽了，但经常是更窄了。
公共空间的建立比想象的更复杂，今日社会更需要的是公民，而不仅仅是个体。10年前的62万到今天的亿，中国的网络社会几乎是呼啸式崛起的，它打破了最初的一些线性的判断。信息技术这种新力量，立刻卷入了中国既有的社会生态中，在一些方面甚至被放大了。是的，人们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被局限受困于某个体制，在言行上循规蹈矩，但是他们却变成了一个个原子式的存在，无缘由地放肆和喧闹，他们强调自己的权力，而不愿意提到义务，当这种强调被拒绝时，他们要么变得狂躁，要么就逃避。如果你耐心阅读网络上的语言，你会发现暴力与嘲讽是其中最重要的情绪，它们能够解构一个旧世界，却难以建造一个新世界。就像此刻中国的网络社会，它们富有能量，却像是一个野蛮人的世界。
我的语气显得悲观，哪一个健康社会在形成的初期，不都是这样热气腾腾、喧闹不堪？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认定当我们的生活日渐富足、信息流通日渐通畅时，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就自然产生的期待，是多么的一厢情愿。
一个社会很有可能长期陷入一种既压抑又放纵、既心虚又骄傲、既焦虑又自满的状态之中，人们在这些截然相反的状态中摇摆，无力挣脱。
从那只真假未定的华南虎开始，我已经说得太多，也不够清晰。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纷乱的状态中。
可疑的成就（1）
我和电子游戏热烈却短暂的恋情发生在1988年前后。200元左右的任天堂游戏机，代表着我那时生活的主要梦想。《赤色要塞》、《魂斗罗》、《绿色兵团》的图像、声音和过关秘诀，就像“霸天虎”和“汽车人”一样熟记于胸。我家门口那个破旧游戏厅有四五台任天堂，14寸的电视机充当它的显示器，彩色的比黑白收费高些，那成堆的游戏卡让我心痒不止。我忘记了具体的收费，不过当老板宣布可以按半小时计时，我和朋友们都雀跃不已，全然不顾我们可怜的零花钱更轻易的付诸东流，尽管同样的10元钱，但分两次似乎比一次性花完要节俭一点。我们还会兴致勃勃的骑上一个小时车，奔赴一位远道同学家里，因为他买了游戏机，然后对于几个小时的免费时间心满意足。
我忘记自己的热忱是如何消退的，既因为笨拙，总难以成为高手，也是喜新厌旧，金庸的小说取代了《魂斗罗》。说来惭愧，在整个青春年代，我对于任何狂热都保持着免疫力，我对武俠小说、电子游戏、漫画、摇滚乐、诗歌、甚至姑娘都没产生过忘乎所以的热情。我记得高考那年，7月5日那天，我的同学搞到他们平生第一盘黄色录像带，兴致盎然三五成群的聚众观看。我没太犹豫就拒绝了邀请，因为两天后的7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阅读考卷时头脑中反映出的什么，总之他们几个都成绩都比模拟考试低了三十分，少年的意志就像是土筑的堤坝，它轻易的被摧毁。我经常为自己内在的理性吃惊，并痛恨于这种‘清醒’——它经常是冷感的另一种说法。
我对于电子游戏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是大学二年级。突然之间，所有的宿舍都开始购买电脑。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大学第一年仍保持着中学时勤奋的惯性。对他们来说，通往北京大学的道路比我这样的北京考生崎岖得多。我上铺的山东兄弟在夜晚卧谈会时以过来人的口吻，回顾高三时军事化的生活，他们被封闭起来，清晨六点起床跑步，每天下午做一套模拟考题，老师连夜批改，第二天上午讲解……学习是体力式的，为了应对高考，学校不惜让学生学习大学教材，以寻找快捷的解体方案。所有青春的热忱、幻想、广泛的兴趣，都被压制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应对闲暇，怎么面对孤独，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普遍的勤奋在一年后开始消退了，北大那著名的懒散的气氛开始入侵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充当了散漫生活的鼓吹者。“在中学里，你俯案读书”，我喜欢引用怀特海的话，“而大学里，你要站起来，四面眺望。”
从填鸭式的教育到自由式教育的路程，比我想象的困难。并非学业的压迫减轻了，我们就能开始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新旅程。
就在此刻，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席卷而来。每人两千块，六个室友合买一台电脑。我不知道同学们如何筹集到各自的两千元，对于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这不算是个小数目。不过，它在理由上是可行的，它代表着新技术和前途。
崭新的电脑到来时，也是宿舍里情绪转变的时刻，没完没了的聊天开始减少了。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使用时间。从清晨六点到晚上熄灯的11点，每个人分配到两个小时，周末不断电，有人愿意凌晨四点爬起来扑到电脑前。我们的电子学知识也派上了用场，连一根电线过来，这样周一到周五同样有电了。我相信，只有很少的时间，同学们用此编程序，做作业。绝大部分时刻，他们在打电脑游戏，当几个宿舍用网线连机战斗时，情绪就变得更高亢了。就连我这种游戏盲，也记住一些名词“帝国时代”、“红色警报”、“RPG”。
可疑的成就（2）
电脑游戏给我们这个只有23个人的集体带来的效果是奇特的。无论怎样的心平气和，我都觉得它的伤害性多于建设性。班里两个最天才的学生——天才的定义是，我拼命复兴一个月只能勉强及格，而他们只要提前三天看看书，就照样能得90分——一个退了学，而另一个没得到学位。班级的成绩集体性的滑坡。我从来不相信大学成绩有何重要性。但眼前的事实是，学业松懈所释放出来的空间，没有转化别的探索，迅速被《帝国时代》、《红色警报》所填充，后者有一种可怕的吞噬性，似乎一个20岁年轻人的所有精力、时间、好奇心都不足以填充它。在很大程度上，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使我的同学们更成熟、更有力量、思维更开阔。他们的生活没有放大，反而在电脑游戏中缩小了、世故了。
我绝非一个仇视技术的路德派，认定每一次技术的创新就导致一次人性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