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利害攸关的事:貂蝉艳美形象背后的隐秘- 第6部分

　　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

　　【东汉末期，根株朽栏】

　　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除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

　　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

　　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

　　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

　　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

　　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

　　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遇有异族入侵，后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汉族，便时常想到他们祖先的血脉，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吕布，当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关大爷。关公之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温时斩华雄”，于万之众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当然，有英雄必有美人，只可惜关公在《三国演义》一出场，年纪应该并不很大，就被尊称“关公”。千里走单骑，忠心护兄嫂，是为忠义楷模之武圣，可是没有美人相映衬，仍不能解此困结，于是，元人便编出这许多的杂剧。

　　【“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

　　因为“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关大王月夜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之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导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明代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候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瘟候。”不料关大爷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眼”，最终使貂蝉“孤魂残舞衣，腥血渐吴钩。”

　　如此狗尾续貂之事，竟有众多的同类型翻版，且有一定的历史之“连续性”：明代传奇《连环计》故事情节中，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作者为王济，吕天成《曲品》将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让吕布与其结为夫妻，后曹操擒吕布，貂蝉自然也顺带其中。

　　也许正是象传说中的那样，曹操为拉扰关羽，将貂蝉送给他，貂蝉向关羽献媚，却没想到被关大爷斩之。清代刊行的戏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有言：“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因此而提剑斥之：“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道一声“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扬名”。

　　如此之作，显然不是出自于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为了反衬关大爷不近女色之“显烈”，但却对貂蝉同为“烈女”之义举，一笔抹杀。对此，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元人有关《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清代毛宗岗言：“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并认为：“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

　　【奇异的一抹艳红】

　　当然，还有人对关公之行为做过分析，认为不可能有斩貂之事发生：武樗瘿于所编《三国剧论》中《论斩貂蝉》一文中有言“若关公者，塾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赦谓关公圣义，不此杀风景事。”（周剑云主编《菊部丛刊》）（13）各有所论，在相关问题上，不仅在于“斩貂”的故事情节各不相同，而且所作议论的“论点”又不尽相同，结论也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直至今天，关羽好象也脱不了与貂蝉的关系。如近代粤剧有《关公月下释貂蝉》的剧目上演，民间有关羽拒色故事流传：曹操白门楼擒吕布后，将貂蝉赐给关公，意在迷惑于他，不料关羽拒绝，曹操欲处斩貂蝉，貂蝉闻之悲恸，关羽斥责其“一女二嫁”之事，貂蝉辩白，关羽遂动恻隐之心，助其逃生，送其于前山净慈庵，削发为尼，关羽因此赚得个不近美色的真英雄之名。

　　还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其故事情节为：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曹操水淹下邳，貂蝉为救城中百姓，遣秦宜禄送书于素有倾慕的关公，请其禀告曹操退水。关公因貂蝉有此爱民之心，而生有爱慕之意。后秦宜禄与候成、宋宪傅吕布而降，曹操缢杀吕布后，送貂蝉给关公，以笼络之。关公果与貂蝉成婚，貂蝉为其歌《倾心曲》。刘备恐关公迷恋貂蝉，遂以送礼之名，提醒其“扶汉兴刘”之大义，关公遂遣走貂蝉，貂蝉突遭此变，深感绝望，在向关公述其衷肠后拨剑自刎。

　　如此种种。那种不合谐的东西，似乎在我们的查找中，有些层出不穷地增多。且将这些现象背后的表述放在一边，仅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各种零碎的片断，附会、猜测、歪曲，甚至是咒语般的东西，它们各自带有不同的色彩，来自遥远的时代，或者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民间，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让我们只要有心去贴近，就可以感到它们所带有的田野气息。

　　如果把这些现象凑在一起，就会挤压甚至肢解了我们原来心目中的那个有关于美的脆弱的形象：她本来就是易变的和敏感的，捉摸不定，在我们以某种词汇：纯真的、善良的，晓大义和富于心智的等等，去试图因定她的形象的时候，她却如此轻易地就消失在中历史的苍茫之中，只留下奇异的一抹艳红，她是难以被表达清楚的，更难以完整去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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