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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107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108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5）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我们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难109。
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不仅继续在华北扩大侵略，而且也不断在上海挑衅。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7日晚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13日，当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进行武装进攻时，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有力还击。上海抗战于是爆发。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新的抗战局势，特建立起秘密的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分设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部，周佛海则被任命为第二部副部长，部长则为熊式辉。不久，周又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陈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营第二部是一个政略部，也就是说该部的主要任务是专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筹谋划策，提供方案和意见。因此制定对日政策，本属其任务之范围。但是，出于恐日、媚日之态度，他们不是顺应民心、顺乎潮流，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而是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而动，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他说：“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110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等曾策划对日外交办法：第一，通过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达成中日交涉之进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东京，利用其在野立场，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第三，与此同时，亦可电驻伦敦大使郭泰祺，使之与日本驻英国大使接洽。他们预计通过这些途径，大致三个月后可开始中日间的外交谈判。111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时，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进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时，也在暗中促使英国出面与日本交涉，即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国驻华大使的斡旋下，中日两国政府暗中开始了谈判，并在同年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满足日本要求，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事于是结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6）
周佛海等人所策划的与日本交涉的图谋，仍不过是希图重演淞沪停战的故事。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先从日本方面看，如果说，当时日本的要求还只是限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允许日军在这一地驻扎的话，而如今且本却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要求，其限度远远超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从中国方面看，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国人民除了起而抗战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热潮，已成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之势，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些都是松沪抗战时无法比拟的。何况，不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与斗争已基本平息，而且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已经有了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在如此形势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图谋，理所当然的为当局所拒绝。
但是，周佛海并不死心，特别是战事的扩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又极其嚣张之时，周佛海对时局更加悲观绝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划与日本交涉的各种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上发表外交演说，声称日本在华北采取行动之目的，在于促进日本、“满洲国”与中国的妥协与合作，安定东亚，以获得共同的繁荣与福利。中国必须认明其错误，而与日本之目的与欲望能趋一致。周佛海认为，广田的讲话表明，日本的态度虽极强硬，但“未关外交解决之门”，112 因此，仍应与之开辟外交谈判的途径。而且为了制造有可能与日外交的舆论，他还要求发表广田的讲话。并且还拟订了由英美出面调停的计划与方案，促蒋实施。9月11日，周佛海与陶希圣密商，决定让陈公博往访意大利大使，利用陈公博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私人密切关系，通过意大利探询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意”。113所谓“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种条件。
中日战争是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而造成的，中国的抗战，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调解，实现和平；或者将战事适可而止，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反对的。但是，战争既然已经进行，作为中国来说，绝不能采取主动与日本谈判的要求。这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出于如此原因，蒋介石对于周佛海等人拟订的以上种种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终使周佛海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周佛海反对和破坏抗战的活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阻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实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际上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情和援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国家，唯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国。经过中苏间的谈判，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
两缔约国重新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低调俱乐部（7）
倘若缔约国之一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14
至于国共之间的关系，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停止。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