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5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关于重新实现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派与亲日派间发生激烈争论。会议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21日,由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确定了“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提出了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殻В皇そ裎糁小O嘤胂晏刚咦渲庖寮熬�116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央提出的*要求,和对三*义的解释,以及*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117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118
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汪的不解之缘(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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