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5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关于重新实现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派与亲日派间发生激烈争论。会议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21日，由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确定了“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提出了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殻В皇そ裎糁小Ｏ嘤胂晏刚咦渲庖寮熬�116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央提出的*要求，和对三*义的解释，以及*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117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118
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汪的不解之缘（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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