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通过分析，指出参战是我国跻身国际社会，增强国际地位的大好机会。而战争结束后，中国才能在和平会议上争得权利，以公理制裁日本侵略的野心。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借参战扩大自己的军权和政治权利，因此二者皆主张与德绝交，对德宣战。
但是，以黎元洪为首的一些人因反对段祺瑞的扩张而极力反对参战，甚至列出数条参战之不利影响，以支持反对参战，舆论上也一直反对参战。这时，黎元洪梦想借国会之力制裁段祺瑞，府院之争掺入了国会与内阁之争，国会中有进步党和国民党两派，又掺杂了党派之争。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梁启超一面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另一方面积极配合段祺瑞政府行动，经过不断奔走，国会参众两院于3月10日和11日分别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并于14日对外宣布。
随后，政府代表陆征祥开始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北京参战的权利和义务，梁启超也以在野党的身份与各国使节频繁接触，推动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亲信督军到京，胁迫黎元洪及国会同意参战，而黎元洪则在5月23日，下令解除段祺瑞总理及陆军总长职务，二人公开对立起来。不久，皖奉等省督军在段祺瑞的煽动下宣布独立，而研究系 议员也纷纷辞职离京，政府、国会陷入了瘫痪，政局一片混乱。
黎元洪请求梁启超出面斡旋，梁以“与世隔绝”为由拒绝。随后，张勋在黎元洪的电请下率领4300余“辫子军”进入北京，“调停国事”。进京后，他便解散国会，驱走黎元洪并于7月1日和康有为一起拥出溥仪，宣布恢复大清帝国。随后，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
消息传出后，梁启超、段祺瑞密商于天津租界，一起起兵###张勋。7月2日，梁启超、段祺瑞在第八师驻地马场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即“马场誓师”。段祺瑞任讨逆军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等为参赞。7月3日，宣布梁启超的《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的“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梁启超的驳斥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成为别人眼中的“叛师”禽兽，康梁彻底决裂。马场誓师后，讨逆军攻进北京，“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逃进荷兰使馆，康有为也逃进了美国使馆避难，溥仪也不得不宣布退位，上演12天的复辟闹剧结束了。
共和国的旗帜再度飘扬，段祺瑞成为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发表了对德宣战的布告，加入协约国，以期“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
梁启超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对德宣战对中国捍卫国家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梁启超不遗余力推动参战，尽管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要投靠日本，发展自己的力量，排除异己。可是，当时美国驻华使者芮施恩在他的《使华记》中为梁启超辩解梁启超与当时段祺瑞的参战动机区别时，这样讲道：尽管以曹汝霖、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参战问题上都支持段祺瑞，但“他们彼此都又是对立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梁启超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参战的确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有学者这样评价道：“没有8月14日的宣战案，可能就没有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抗议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而没有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巴黎和约，也就没有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
7月14日，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总长。梁启超就职后，清楚地看到政府的财政，比清末更加混乱，外债累累入不敷出，币制紊乱。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一上台，梁启超便提出全面改革财政的方案：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
梁启超希望向外国借一笔款项作为整理财政的基金，随后实施一系列这个政策，如发行国内公债，划定中央与地方税范围，裁厘金，简化税则；食盐专卖；田赋按地价册籍制度办理，地价差增税；统一国库；整顿税务机关等，从治标、治本两方面整顿，先治标后治本。
而这时，国内再生波澜。共和政治有了内阁，就不能没有宪法和国会，而原来的国会被张勋强行解散，恢复国会又提上了议程。但是，梁启超认为恢复旧国会必然造成莫大###，拒绝召开旧国会，而主张重新恢复组织临时参议会，这也是揣摩段祺瑞意图后作出的妥协，但他们主要还是认为旧国会束缚了进步党的手脚，希望能够通过改造国会，来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这一主张将《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弃而不用，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不满和反对。
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联合西南军阀向北洋政府进攻。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护法。25日，护法国会议员在粤召开北京会议。9月1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运动进入高潮，从此南北对立局面形成。
段祺瑞面对如此状况，决心武力镇压，统一南方。因此一大部分原计划用于建设、整顿财政的资金，被段祺瑞充作军费，投入到烽火连绵的战争中去了，梁启超一筹莫展，愤然提出辞职，被总统冯国璋执意挽留，只得勉力维持残局。
11月初，国会名单选拔结果，进步党人不过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段祺瑞的御用党安福系 却占了三分之二。国会大权又旁落段祺瑞之手。梁启超再次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原先指点河山的霸气，在北洋军阀面前一吹而散，已无法再在政治漩涡中呆下去了。
11月15日，段祺瑞因在四川、湖南用兵失败，呈请辞职，“全体内阁成员也随之递上辞呈”，冯国璋竭力挽留。但梁启超去意已决，于188日单独再上辞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 终获批准。
梁启超再入政坛，除了对德宣战问题取得胜利外，只实现了银行不依赖政府的改革，其他一无所成，所有政治愿望化为一堆泡沫。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只有强权政治才能支配中国！已实无余力足以负荷，悲愤地宣布要告别政坛。
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1917年，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国会的竞选中再次落败，受到段祺瑞的安福系排挤，只好结 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认为“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股非我辈之国， 他人之国也。” 然而梁启超并未与政治绝缘，五四运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都与他有或多或 少的联系，特别是五四运动，就是他直接引发的。
1917年，梁启超摆脱重重压力，采取对段祺瑞的妥协，经过护法运动等等才最终获得了对德宣战的宣言。可是由于段祺瑞政府只顾着借宣战来获得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借机扩充军备，对国际事务一无所为，“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消磨以尽。”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政坛，对政府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但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处理各国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将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以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访巴黎，希望借这个机会为中国争的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看透了北洋军阀的真正面目，对政府的外交并不信任，决心要亲自到欧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国大业。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经过总统的批准下，在总统府成立了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事务，林长民任理事长。
为了酬劳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的功绩，北京政府决定给他一个“欧洲考察团”的名义，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会外活动。当他讲到出游原因时，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启超会晤大总统和政府官员，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在报界呼吁积极宣传，希望在和会上“不使中国成为日后战争之媒”，获得“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国内思想界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化私为公”完全代表中国行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与张君励、蒋方震、刘崇杰、杨鼎甫四人从上海乘日轮“横滨号”启程，前往欧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数人，皆各方面专家。途中，梁启超等遍观沿途风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每日与启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觉飘飘有出尘想”，习法文，著作论，遍游各国，大开眼界。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当天，在北京大学，“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长民等为理事，积极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18日，梁启超等到达巴黎，这时，日本扬言山东问题已由中日两国政府杰洽谈妥，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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