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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桥墩 （5）
“减速，减小飞行速度，和汽车收油门一个道理。” 同时，我用脚朝地板一蹬，做了个踩油门的动作，主席懂了，又点点头。 调导航台，校场压，调调整片……一路飞下来，每个动作他都不放过，都要问个为什么，直到弄懂。 飞机越过设在跑道头60米处的近距导航台，我提醒毛主席注意： “主席，您坐好，抓住扶手，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 毛主席将向前倾斜的身体坐端正，这样，他的视线就够不到前面飞行员的举手投足。不然，飞机接地前瞬间的一米拉平动作，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向他讲解清楚。 解放前，毛主席有过一回坐飞机的经历：那是1945年8月28日，著名的重庆谈判之时，毛泽东主席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算来这已是10年前的事了，所以，主席有些紧张，见他两只手牢牢抓紧扶手，脊背紧紧贴靠在椅背上。 “落地没有？” 飞机已经着陆滑跑时，主席却仍旧保持着原来的那副姿势静静地坐着。我告诉他飞机已经落地了，他只“嗯”了一声，没有其它反应。这是因为不常坐飞机的人区别不了空中飞行与地面滑跑的不同，颠颠簸簸的使人感觉还在空中。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南湖机场。 走下飞机之前，毛主席手扶机舱门，迎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高兴地对跟在身后的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当天下午，我们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但夏日里的傍晚仍旧艳阳满天，所以我们远远地就看见停机坪上站着3个人。他们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广州军区政委黄永胜，还有一位是不知什么时候到达广州的江青。偌大的停机坪，只有这么3位迎接，没有手持彩带鲜花跳跃欢呼的人群，不见各行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显得冷冷清清的。那时候毛主席到哪里都不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都是悄悄地只身而来，静静地独自而去。从来就是当前党中央所大力倡导的“轻车简从”的作风。 为主席送行的人数却翻了倍，那便是我们机组一行6人。主席要进城去，我们需连夜返回北京。大家自动在机门前列成一横队为毛主席送行。主席笑容满面，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虽然与毛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但我的心却仍旧跳得“咚咚”有声。 主席拉住我的手频频摇动： “你们的任务完成啦！” “不，不，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什么时候把主席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 那只温暖的大手，始终把我这提过要饭篮、拿过打狗棍的手捏在掌心里，我原就紧张的情绪加上激动，所以出口的话如出膛的子弹，又急又脆，语调都走了样，叫主席怎么能够听得明白。他略微侧转头，好像耳背的老人故意将耳朵冲着我，眼睛仍慈祥地注视着我，仿佛告诉我：“别着急，慢慢说。”我紧张的神经在主席慈父般关怀的眼神里松弛下来，说话的声调、速度恢复了正常。 “只有把您从广州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任务。” “哦……” 主席拖着长音，赞同地点点头，再次抖动我的手。 凡为毛泽东主席飞过专机的人，都公认毛泽东主席最平易近人，热情好客。 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席身上是农民的气质，农民的作风，农民的习惯……如果指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没有丝毫的架子，淳朴得如同可爱的农民，那倒是恰如其分。我那时年轻无知活泼好动，爱开玩笑，竟经常不知天高地厚，不分尊卑地跟毛主席开玩笑，但主席从未生过气。 我爱好摄影，经常在我的航行包里藏一架照像机，拍下了许多主席及其他首长的私人活动场面。有次主席在洗漱间洗脸，他把毛巾搭在肩头，双手捧着水往脸上抹，大概鼻子里吸进了水，他停下抽动几下鼻子，再捧一把……我觉得主席这种洗法很有趣，拿出照像机“啪、啪”拍了两张。可是洗漱间空间很小，我感觉所拍下的照片角度不理想，便来来回回地想找一个理想的角度。这样，把主席给惊动了。 “小鬼，你是不是在给我照像呀？好吧，你照吧。” 毛主席不但不恼不怒，反而拿出一副照像的架势。他将身体扭转过来，使他的正面对着我。 “主席，您洗您的，我照我的，这样才真实自然。” 只可惜这些珍贵的照片连同底片都已散失。就在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有人把照片、底片借了去，还有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送给我和妻子的礼物也要了去。理由是要办一个展览，当然没有不借的道理。结果连礼物带照片、底片统统一去不复返。 值得庆幸的是我第一次飞毛主席专机与主席合影的照片以及毛主席分别与我们夫妻握手合影的照片得以保留至今。 凡是见到毛主席的人都有一个心愿，都希望能与主席合影留念。毛主席很善于体察和了解他人的心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1956年，毛主席已是63岁的老人，从北京到广州长途颠簸，空中飞行时间就用了8小时零5分。主席在飞机上又一直办公没有休息，旅途相当劳累。但他老人家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不辞辛劳，又在机场耽搁了一些时间。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背景是辽阔的蓝天，蓝天下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大家在飞机前依次排成一长溜，随行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长江的桥墩 （6）
现在，这幅珍品连同另外两幅珍品——毛主席分别和我与爱人郭桂卿（空中服务员）握手的照片，被放大成16寸，悬挂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我的家搬到哪里，照片就随着挂到哪里，各种家具的位置变来变去，挂照片的位置始终不变，永远悬挂在我家最醒目的地方。 曾有人说毛主席从广州返回北京时，因路上遇到雷雨，致使此行成为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遇上雷雨千真万确，但绝非最后一次坐飞机。这可能是记忆的偏差，或是对情况不甚了解。 毛主席从广州回北京，是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的归程。去广州接他的机组，还是原班人马。以后，主席又多次坐飞机外出，仅在我个人的飞行记录里，就为他飞专机42次156小时零5分。但因第一次坐飞机的归途中遭遇雷雨袭击，搞得人心惶惶，不少人为之担惊受怕，也可能因此而使人记忆失真。 南方的地理特点是山丘起伏不平，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作为自然景观倒是引人入胜。但是这样的地形极易产生扰乱气流，致使天气变化无常。夏日里经常时雨时晴。“细雨带轻虹”的美景时而可见。 至5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小住近一个月，我们奉命再次飞抵白云机场，去完成任务的另一半——接主席回北京。 当日，由广州到长沙，次日，由长沙至武汉，一路无事，顺风而行。 在武汉停留了几天，毛主席曾3次畅游长江，并在6月4日返回北京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主席生性热爱大自然，喜欢同严酷的自然现象作斗争，把它当作锻炼意志和增强身体素质的好方法。 6月4日下午，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以为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可问题偏偏出在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当时，有架伊尔－14与我们同行，他们的飞机上坐着江青而不是主席。所以民航的同志还很不服气，因为他们的飞机比起我们的里－2来要先进。事实的确如此，伊尔－14在当时是我国最好的运输机。飞机好，自有它的优越性，这回便得到充分显示。由于民航飞机速度大，他们先于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而我们却在后面遇到了麻烦。 飞临河北衡水，前方黑云翻滚，密密地一大片压在航线上，高山一般，抬头望不见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闯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掀个底朝天。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4000米，谁能知道望不见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高度云下穿行？也不行，又有谁知道云底高是几多呢。最后决定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 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终点西郊机场。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机组并无慌乱。那时主席专机活动全国禁空让道，真个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飞行位置十分清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因此我们几乎是擦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我们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里－2飞机上又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我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但仍无济于事。直到临近机场上空，地面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这回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又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这40分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备受煎熬。毛泽东主席的座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或……把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疾步奔向停机坪： “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哪！” 听不出是喜是忧。 “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不坐飞机。” 我正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