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夫妇俩写过一本食谱，还合著过武侠小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说，张佩纶“先娶某京宦女，女有兄，曾在曾忠襄公（曾国荃）幕，保至江苏候补道，太平军平后，饱搜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未膺大任而殁，孤子七人，长者未成童，幼者尚在襁褓。其弟以抚孤计，亦由顺天府治中改官道员，指省江苏。张好读，即移眷金陵，得饱观其书。出李夫人奁金，数甚巨，畀其弟，尽得之。在京本有书癖，至此收藏弥丰富，收藏家所藏宋元版位于南京海运学校内的张佩纶住宅。后来，这座房子还成为民国政府立法院的办公地点本，张特甲于天下。”按此说法，张佩纶曾用李夫人的陪嫁，收购前任舅子的宋元古籍以帮困，倒是两全其美的双赢买卖。
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曾被改为立法院，即今天白下路273号南京海运学校院内。据说当时有三栋房子，南侧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一个院子，东楼专为鞠耦居住。现在，这座二层砖木建筑的楼外竖着铜牌，叫作“小姐楼”。这真是奇怪的命名，李大小姐既然出阁，在此地便是主母，哪有将女主人居住的地方叫“小姐楼”的？抗战之中，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曾去看过张家老宅，他说那儿“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胡兰成还说：“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解脱了兴亡沧桑。”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鞠耦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关注投资，她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提到“商局新股票已交仲兄存沪源丰润、庆善两处，候市价稍涨再售。电股遵谕不售”。她还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耦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拨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曾电告盛宣怀，电报每字收费四角，刘、张空论长电，转报时要删冗摘要，以免糜费。奕、李鸿章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曾评论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盛宣怀立即把这个密电泄露出去。鞠耦则劝告父亲：
闻大人电内有讥香（香涛，即张之洞）语，杏（杏荪，即盛宣怀）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
这个判断，同李鸿章在1897年告诉儿子李经迈，盛宣怀不过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官未显而已反噬的看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李家人早已看出盛氏的不忠，却没有拉破脸面，利用盛又防范盛。只是远在南京的张太太，究竟如何在上海布下眼线的呢？
1901年2月10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革员张佩纶虽经获咎，其心术尚属端正，办理交涉事宜是否熟谙？”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盛宣怀密告李鸿章：此事“闻出自慈意，因无人用，自可乘机切实奏保”。李鸿章立即致电军机处：
张佩纶前在闽省，以船政木船当法国铁甲快船，宜其败绩。嗣在天津，并未参谋戎幕，言者妄加诬陷，其获咎实有可原。谕旨称其心术尚属端正，仰见知人之明。臣以至戚不便保荐。今蒙垂询，该员曾在总署行走，交涉事宜，尚肯用心。现年逾五十，阅历深稳，意气已平，若及时起用，不致蹈书生迂腐之习，或于时局稍有裨助，请代奏。
清流·淮戚（6）
次日，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张佩纶回电，称翁婿例应回避，且身体不好，予以婉辞。李鸿章回电：“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义不可却。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4月13日，张佩纶到京。不久，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
张佩纶死于1903年2月4日。他去世后，张之洞做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1998年初稿
2005年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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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1）
昔时金阶白玉堂——漫游军机处
一
故宫保和殿迤北，是一片封闭的广场，也是外朝与内廷的分界。 广场正北面，屹立着内右门、乾清门和内左门，其后便是通常所说的 “大内”。广场东面为景运门，这里通向奉先殿（今钟表馆）和宁寿宫（今珍宝馆），是观光客的必由之路。加上内左门至景运门墙根那一溜平房，开设着食品店和快餐部，恰好给走完半个故宫的游人打尖，所以终日熙熙攘攘，宛如市廛。走乏了的游客席地而坐，把小香槟瓶、快餐盒、空罐头筒弄得狼藉一片，然后，毫不顾惜地拍拍屁股开路走人。这溜平房，本是前清的奏事处，从亲王至御史，凡单衔递奏封章，皆须至此亲呈；在京部院和各省督抚的奏件，也在此转交，以保证直达御前，任何人不得从中拦阻。时过境迁，当年的枢密重地，如今一文不值，便移其旧址经商，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当前中国最为寻常的景象。景运门对面，从内右门到西侧隆宗门那端，历来萧瑟清静，或许是隆宗门终年紧闭的缘故。记得十几年前，隆宗门前立有说明牌，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众在太监策应下，攻打皇宫至此处，并在门匾上留下一个箭镞云云。现在不时兴阶级斗争，牌子便消失，就像神武门内迎面的照壁上，当年赫然写着毛主席语录：“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人民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文革”结束后，便刷新为故宫导游图了。——其实，隆宗门的说明牌，倒很能激起金庸、梁羽生迷追思风尘侠客陈家洛、吕四娘们的无穷想象。我每次去故宫，必往隆宗门那一带走走。因为这边的墙根，也有对应的一排平房，正是当年的军机处值庐（办公室）。
从这里转入内右门，西长街以西，包括养心殿和西六宫在内的若干殿宇，是雍正以降清廷大部分决策的发源地。我之所以去军机处蹀躞，大约是有点思古之幽情，想体验一下当年奕、翁同、荣禄们在此处理国务的感受吧。清朝基本沿袭明朝统治体制，设立内阁，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内阁以大学士为首领，人们通常把大学士称为宰相。从历史上看，君权与相权从来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伴之太监弄权，在明代发展到极点。故清初又设议政处，由八旗王公贝勒组成，凌驾于内阁之上，但又造成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清军入关时，顺治帝福临是个小孩，由多尔衮摄政七年。直到多尔衮去世，福临才获掌权。康熙帝玄烨继位，也受四个辅政大臣控制。他靠内臣索额图杀鳌拜，又造成索额图擅权和以后的明珠擅权。玄烨为了削弱王权、增强皇权，在宫内另设“南书房”，票拟谕旨，以分议政处之机要权。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胤利用对准噶尔用兵，设立军机房，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人员组成，每天觐见皇帝，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并且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官员发布“最高指示”，成为朝廷的“书记处”，从而架空议政处和内阁，使得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根据清末文廷式的考证，“军机”二字，出典于《南史·颜竣传》：“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
作为皇帝最亲近的辅臣，他们的办公室与养心殿仅仅一墙之隔。除了皇宫，在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后来的西苑、颐和园，也都有军机处的办公场所。 虽然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在皇帝眼里毕竟只是奴才，所以办公室简陋得难以想象。靠墙是炕床，占了房间一半面积，还有若干桌椅。家具上覆盖着蓝布，积满白花花的岁月灰尘。屋顶装有天花板，更显得房间低矮，与高大神秘空旷的宫廷殿宇恰成明显反差。东面墙上，有黯淡发黑的咸丰帝题匾“喜报红旌”。但这位不幸的天子，在位十一年，面对外患内忧，报捷的红旗，恐怕只是一种想象和企求。在我印象中，军机处从未向游人开放过。每次参观，只能趴在迷蒙的窗前，窥看黝黑的内景，自己觉得寒碜，想想当年的使用者，肯定也寒碜。
二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中国人长期有着早睡早起的习惯。皇帝在清晨处理政务，住在紫禁城外的军机大臣只能起得更早。 从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日记看，他一般在寅初（凌晨３时）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