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值。光绪七年元旦是丑正（２时）到值庐。散值的时间，多在辰初或辰正（7至8时）。又看曾纪泽日记，他在北京以四五品京官候补时，过得很闲散。一般在辰正起床，子时至丑初（晚11时至凌晨１时）入睡。当被任命为出使英法大臣，进宫呈递谢折并谒见军机大臣那天，却是丑初二刻（１时半）入景运门的。清亮的月光照映着巍峨黑暗的宫殿群落，照映着宫殿飞檐上安坐的仙人和小兽塑像，给人幽深狞厉的感觉。从东华门入宫走往军机处的长长通道上，没有路灯。不知大臣们是自己打灯笼，还是由太监或护军伴送？我没有凌晨入宫的经历，但有一次，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访吕小鲜兄，谈至甚晚，再穿过暮霭深沉、旷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出东华门，已有难以名状的心情。而在旧时，统治者要求臣下的，正是那无可名状的敬畏和恐惧。不过，把上朝时间提早到如此程度，似乎也有点过分。无怪英国历史学家季南教授（）在谈到驻京外交官晚间缺乏社交活动机会时揶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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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2）
中国的大臣经常要在半夜三点钟这一有碍健康的时间上朝，从而使他们轻易不能参加晚间的宴会。无疑以他们的年纪，到这时他们是需要睡觉了。由于做事实上的夜班，军机大臣们在离家前总要吃餐夜宵，而军机处值庐廊下，每每也排放着数盘烧饼油条，以供大臣们随时补充能量。看来，烧饼油条作为一种晨间快餐，从前还是雅俗共赏的呢。 军机大臣历来由皇帝直接挑选。所设人员，向无定额。最多时八名，最少时两名。具体而论，乾隆时常设五至七人，嘉、道时常设四至六人，光绪时常设六人。而根据薛福成《庸笔记》的说法，军机处值庐“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满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传必有一人不利”。并以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的消长和去世为例进行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不管人数多少，权位操于排名第一的领袖军机之手。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其先阅。其指定某军机传阅，他人不得聚观。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称为“挑帘子军机”，可见同僚之间等级依然森严。野史笔记中，常把军机大臣比作轿夫。刘体智《异辞录》说：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值，在御案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数臣，虽云同时入值，然自首座外，其余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金梁《光宣小记》更谓，军机召见时：
首为当家者，专奏对，众谓之“军机面”，谓其独得面子也。则以喻轿班前一人，曰“扬眉吐气”。次为备顾问者，非指问不得越对，谓之“军机嘴”，则以喻轿前第二人，曰“不敢放屁”。再次为执笔者，专撰述而不得问意旨，谓之“军机手”，则以喻轿后第一人，曰“浑天黑地”。末为供奔走者，谓之“军机腿”，则以喻轿后末一人，曰“趋炎附势”。可谓刻画入微矣。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虽说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但当差实在很累。诸如乾嘉年间的董浩，入值三十八年；同光年间的恭亲王奕，两入枢桓前后亦达二十六七年，每天披星戴月，精力真是惊人。官做长了，也就悟出不少小技巧。他们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使得下跪时不痛。为了免除每日长跪，相传秘诀，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句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以免皇帝再问。军国大事，先为膝盖谋之。研究军机大臣，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可惜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忘记这把钥匙，更谈不上用它去开锁了。举例来说，道光初年，皇帝宁倦于大政，苦于奏章不能遍阅。军机大臣曹振镛献策曰：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中之错误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曹振镛出身官宦，父亲曹文埴，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即殿试第四名，或曰二甲第一名），最后官至户部尚书。《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枢堂” 条载：“文正（按：文正为曹振镛的谥号）先人于乾隆朝列正卿，文正生于京邸，明习朝章。”作为高干子弟，曹振镛为人处事谨慎廉洁，操行甚佳，并无纨绔恶习。26岁进士及第，以后官运亨通。《清朝野史大观》又称：“军机大臣旧例与入觐督抚不私觌、不留饮，惟于朝房公地延接数次，亦人所共知共见也。文正守此例极严，长白（穆彰阿）便已通融，再后则无之。”道光是个守成、节俭、自以为有识见而其实根本不知天下大势的皇帝，自然喜欢曹振镛的风格，听得进曹振镛的劝说。这样两个君臣的搭配，结果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钳制人心，不得发舒。道光一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便直率地上奏批评：“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地方官仍互相隐讳，不敢上报。可以说，曹振镛当国时期，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可惜，即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都没有引起重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又如，从1827年到1850年一直担任军机大臣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几句考语，言简意深，极值得回味思量。穆彰阿三典乡试，五典会试，加之复试、殿试、朝考、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几乎无岁不与衡文之役。《清史稿》称他 “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但对此公，学术界除了称他是“投降派”，又知道多少？或曰史料太少，其实，相比罗大纲、宋景诗、杜文秀之类草莽英雄，穆彰阿的材料决计不会更少。
再如，1884年“甲申易枢”事件后上台的那班军机处人马，研究也很缺乏。近读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密信，专讲当时中枢高官的腐败：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交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这里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信中“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交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这封信为我们了解清末政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些联结晚清历史枢纽的关键人物，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备受冷落，假如考问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恐怕也没有几人听说过这些名字，岂不很有点儿滑稽吗？李伯元《南亭笔记》称，某官去颐和园，回来告诉别人，军机处三间破屋，中设藜床，窗纸吟风，奇寒彻骨。门外有卖食物的小贩，声音嘈杂，军机大臣听得烦了，立予驱除，但没过多久，散而复聚。日将过午，荣禄出来买汤饼，王文韶出来买糖葫芦，鹿传霖出来买山楂糕，聊以充饥。少顷太后召见，有两位军机颇遭申斥，面有惭色，相对唏嘘，而荣禄在旁讥讪，瞿鸿随声附和。军机大臣的起居、威严、享用、荣耀不过如此。按这个记载，颐和园东门外的军机处值庐竟是如此混乱不堪，也足以令人发一大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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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3）
三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个更易被人忽略的环节，是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每一个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有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实施的行动外，更有大量的幕后谋划和交易，有各种各样的幕僚、文秘人员的参预策划。研究清朝枢垣，也就不能不关注军机章京的行动。所谓“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起初章京无定额，由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自嘉庆四年（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为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从内阁、各部院衙门调派中书、司员、笔帖式等中下层干部兼差。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满语称“达拉密”、 “帮达拉密”。以后，还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平时，满汉章京各分两班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办公地点，就在军机处值庐正南面紧挨着隆宗门右侧红墙的五间悬山顶的小屋。因此也有人用“南屋”来代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的职责为处理档案，撰拟文书。乾隆年间，开始起草谕旨。虽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参与机要，故被人称作“小军机”，还享有挂朝珠、穿貂褂、用全红帽罩等特殊待遇。大臣称军机章京为“某老爷”。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以指甲做出暗记，军机大臣入对时一一面授旨意，或明发，或廷寄，当面交办，军机再命章京分别拟旨。寻常请安的奏折，皆由章京代拟“朕安”的书；明发的上谕，经由内阁部院层层下达，还刊于邸报；廷寄的上谕，则由章京判明其缓急程度，用三百里至八百里不同速度驿递。章京拟旨，若蒙褒奖，则声誉腾播，往往得越级迁升。同治初年著名的“八顾命大臣”中，穆荫、焦瀛二人，皆由章京超擢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被视作不次之遇。戊戌变法时，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旋授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