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危险和艰难”吗？各位同胞们：我这几句话，就是为着今天而说的，从前我要我们军民同胞准备，今天我严肃的要求我们同胞对这几句话来实行。目前正是国家安危存亡极大转捩的时期，我们能否不愧为黄帝的子孙，能否不愧为世界战争中健全的战斗员，在和各友邦并肩作战之中，我们能否并驾齐驱而不落后。这就要看我们同胞能不能任重致远，能不能极端刻苦，格外勤劳，能不能英勇奋发，自立自强而决定。
各位同胞：现在我们抗战的局势愈重要，而我们经济情况和国民生活当然是格外艰苦，我们必须不自馁不懈怠，不自暴自弃，要正视现实，承受艰难，进一步的克服艰难，我们全国同胞无分海内外，无分男女老幼，不论农工商学兵，都要各守岗位各尽本职，各自发挥其最大的勇气和努力。在外来物资供给方面，最近海上形势的变迁，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百分之百的自力更生，我们是革命建国期中的国家，试看世上哪一个革命国家不是从四面紧密包围封锁中恶战苦斗出来的，苏联和土耳其就是我们的先例，何况我们并不曾完全隔断和各友邦的联系，在军需物资上尽有充分供给的来源，而其他一切日用必需品，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国内尽可以生产，只要我们真能做到普遍节约，真能发挥经济自给的力量，老实说：今天这一个形势正是我们坚苦撑持自立自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之我要求我们全国同胞真正实行全国总动员，彻底革新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行动，集中我们的意志和才能，发挥我们全国人力、物力和地力，牺牲自由，放弃安乐、贡献一切的所有，供国家的需要，为战斗而使用，要知道艰难是成功之母，革命以创造为本，从现在为始，我们的经济与人民生活正可以彻头彻尾的做到自力更生，民国三十一年，真是我们中国百年来空前未有的大转机，更是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彻底更新的唯一机会。我们务必谨严沉着，向着抗战胜利的大道上前进，我们更要乐观兴奋发挥更英勇的气概，向着建国必成的大道上前进。我们的政治要能成为真正战时的政治，经济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经济，社会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社会，而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无愧为这个伟大时代中一个战斗员，大家同心同德，造成我们国家为一个坚强的战斗体，而后可以消灭敌寇，打倒侵略暴力，重现世界和平，对内建立起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对外达到我们三民主义尊重独立自由平等，重奠世界正义和平的理想，我们的机会是千载一时，我们的努力要事半功倍。我愿我全国军民和海内外全体同胞，都以这个蓬勃热烈的精神和坚如金石的决心，来迎接民国三十一年的元旦，来承接摆在我们前面的胜利和光明：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以无限的热诚和信心，祝我们同胞向前努力，祝我们抗战胜利和反侵略国家整个的胜利。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4）
陈布雷在为蒋介石写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稿中还是倾注了一股爱国之心的，而且将世界上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篇文字在抗战中是他第二篇杰作了。
自此，中、美、英三国在远东一致对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2年4月10日日记载：“……为蒋夫人修改《新中国之成立》译文，译文译者笔墨故作缭绕，又不能忠实达意，见其英文根底似不佳，故每次修改极费力……”这是陈布雷附带谈到对译者文字的看法。蒋介石与史迪威10日日记中又记：“……七时，委员长自缅甸前线归，即往官邸谒见谈十分钟归，委员长此行至腊戍、曼德里，九日回昆明，行期共6天，晚餐后，俞国华君来谈缅军事情况，孔先生函呈英方所拟五千万磅借约草案，即为呈送之……”可是到了1942年夏秋，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却极为不满起来，所以在1942年6月28日，陈布雷的日记中就明显反映出来，“……委员长约往谈话，命拟致罗斯福一函，口授要点约二千余言，随听随笔记于小册，凡一小时毕事，右腕为之酸痛异常，委员长今日之神志对于美国至为不满，历述其追随英国，甘心为英国所左右，而不能独立自主之决定政策战略之错误，尤侧重于批评‘先德后日’之战略，以为长此不改，美国将永远处于两洋作战，而应付之被动境遇，非唯不智，亦亦可危，又述及美国供应我空军，不及所要求者十分之一，而已经决定运华之飞机，尚欲应英国要求而移用，此非责其不应漠视中国，至此盖闻美国拨至中国战场之第四十大队空军，忽复他调而发也，此函复杂而难达意，午餐后以二小时之力写成，略改其语气轻重，而已未能多所修正，以委员长甚坚持也……”7月4日，陈布雷日记中记载的更加明显了，“……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稿不发，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激刺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耳……”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史迪威欲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史迪威是轻视蒋介石的，且亲共，蒋介石当然不满，与美国关系有点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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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1）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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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