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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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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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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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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