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
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７ 月 ５ 日，他召开了国民
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
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
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 ８ 月
３０ 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
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 １０ 月份举行
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
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
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
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
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
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
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
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
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
③ 《革命文献》，12，第 1802—1805 页；《北伐简史》，第 46 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 202 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
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 206—207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11—412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 年 9 月 18 日），第 1196—1197 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34—237 页。
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
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
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１９ 日在广州举行，２５３ 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
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
述。党员仍不足 ２０ 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 ５０ 万人——这
是夸大。他提供了 １１ 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５ 个在组织过程中的
省和 ３ 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 １８３７００ 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
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
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 ９０ 名国民党代表（超过 １／３）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
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
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
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
他 １２ 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
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
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
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
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
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
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
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３６ 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
了 ７ 个（可能 ８ 个）席位，在 ２４ 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 ６ 个，其比率稍高于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 ９ 个正式席位、３ 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
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辏Ш秃好褚谎彩堑闷�
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 年 11 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
年 4 月 17 日），第 14—16 页；邹鲁：《回顾录》，1，第 180—189 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
陈天锡编，3，第 975—978、985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413—434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
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09—212 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 年 4 月，第 29、31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63 页。
③ 《会议记录》，第 134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466—469 页。
④ 《会议记录》，第 18—19 页。
⑤ 同上，第 165—169 页。
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
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
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辏Ш秃�
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
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
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
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
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ＰＵＲ）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
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 １９２４ 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
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
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
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成立，
到 １０ 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
导。陈公博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
表明约有 ２９ 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
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
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
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
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
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
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
的工作。
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
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
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 １８０００ 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 145—146 页。前四人各得 249 张有效票数中的 248 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
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 249 张，
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
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282 页和第 708 页脚注
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73 页和第 519 页，脚注 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 1927 年 4 月 6 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
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 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
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 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 15 份附件，其中 3 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 1926 年 3 月起，第 1 份《关
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 1926 年 3 月 15 日；它与第 6 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