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txt小说上传分享
顺治出家、传位及遗诏罪己之谜（2）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顺治出家、传位及遗诏罪己之谜（3）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