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得意。”见《郭沫若谈创作》第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在《王阳明礼赞》中也说，因为王阳明，他从此被导引到老庄哲学、印度哲学以及欧洲近代初期大陆唯心主义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从此“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可见，影响郭沫若树立了“泛神论”的宇宙观的，还有老子、庄子、孔子、印度哲学和“泛神论”学说的代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中西两种文化逐渐在郭沫若心中交汇，使他达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为此，他还曾作诗《三个泛神论》。正当他为“泛神论”弄到“疯狂”的地步时，1916年8月，一位婀娜多姿、温柔纯洁的日本女子佐藤富子与他邂逅，两人一见钟情。郭沫若还为其取名安娜。不久，这对被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着的异国情侣便开始长达20余年的同居生活。1919年9月，郭沫若首次以沫若为笔名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湾》和《鹭鸶》。沫若，其名取自流经故乡的大渡河（沫水）和雅河（若水）的简称。爱情的滋养和巨大动力，犹如一把开启宝藏之窟的钥匙，彻底打开了在诗人心底沉睡的缪斯女神的心扉。他收录在处女诗集《女神》中的许多诗，都是为心爱的人安娜吟唱的。如《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这一时期陶醉在爱情中的郭沫若，突然喜欢上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因为海涅的那些自然、明朗、朴实、火热的爱情诗，比起泰戈尔的超凡脱尘的小诗，更贴切他当时的心境。不久，雪莱、歌德等德国大诗人的作品，也陆续为郭沫若所熟悉和喜爱。尤其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些狂放、抒情、热烈的充满积极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作，使郭沫若“在诗的感兴上发过一次狂”。从格式上，它们并不拘泥诗歌的格律形式，但又充满鼓点般的韵律美。如一条惊涛击岸、蜿蜒奔腾的江河，高奏着雄浑、激昂的冲锋号，如《为了你，民主》、《咚咚！咚咚！战鼓啊》、《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哦，法兰西的星！》、《神秘的号手》等，这些作品无不强烈地震撼着诗人那颗年轻的赤子之心。郭沫若后来曾说：惠特曼的《草叶集》到我眼前时，正是“五四”运动发生时期，“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惠特曼诗的狂放不羁的表达格式，使郭沫若沉淀在胸中的如同火热岩浆的情感得以尽情、自由地宣泄。在他创作的《凤凰涅》、《女神之再生》等名篇中，他高歌凤凰和女神的再生，诗人自己就恰似一只翱翔在烈火中的凤凰，充满对黑暗、腐败、残酷的旧世界的憎恨和诅咒，他满怀激情地歌唱光明的、美好的新世界的到来，就像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它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的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彻底摆脱了一切束缚，合着“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精神节拍，诗人似乎就站在波涛翻卷、大气磅礴、无边无际的北冰洋、太平洋的岸边，顿时油然升起豪情万丈、气贯长虹的大丈夫气概，直要以排山倒海、锐不可当的力量，将那旧的、腐朽的、压迫的、落后的、桎梏的、一切一切的恶势力掀翻、推倒、消灭。这种气概，不正是象征着上个世纪上半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统治下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气节么！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灵感不期而至，诗人便随手抓张纸片，迅疾地记录下来。于是，充满狂飙突进，洋溢着饱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女神》就这样诞生了。它的问世，被誉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郭沫若小传（3）
继1921年8月《女神》出版以后，郭沫若又先后出版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但他自己却说，写了《女神》以后，他已经不再是“诗人”了。“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诗人早期在谈到创作体会时，曾一再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必须是有感而发。对灵感的侵袭，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过形象而生动的体验：“《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国八年学校刚放好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后来，郭沫若跑回公寓疾笔如飞，一口气写就。诗写好后，诗人顿感心胸舒畅，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升华，受着“四海同胞的感念”，当即非常乐意地帮一位去横滨的同学将沉重的行李扛到了车站。他写作那首象征着祖国再生的长诗《凤凰涅》时，灵感更是犹如泉涌，绵绵不绝。在一天之中完稿。诗的后半部分是他在当天晚上写的，诗人“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 然而，灵感的到来，并不是无缘故地如一株蒲公英，跟着风随便地飘到哪家院子就到哪家院子的。灵感是诗人长期的知识、思想的火山喷发。 郭沫若创作的新诗，有严格工整的格律诗，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诗，还有半格律半自由的诗。对于诗是否要遵循韵律规则的问题，郭沫若在1944年曾写有一篇《诗歌的创作》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毫无诗意的内容穿上了铿锵的衣裳不能成其为诗，反之，诗的意境十分充足，即使不穿上铿锵的衣裳，而它依然是优美的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在将诗与歌的相似与分化之处作比较时，他说：诗与歌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明显的两种形式了。虽然有时二者表现得仍是难舍难分。但大体上“音韵的成分比较外在的便是歌，间接刻划情绪、音韵的成分比较深入的便是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6—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对于诗歌的统一与否，他也打了一个浅显而精辟的比喻，他说：“外在的韵律比如服装，诗比如人。不美的人即使穿上极华丽的衣裳也并不会怎么美，而美的人却只须要朴素的装饰，甚至裸体都好。但假如很美的人配上很美的服装，那不是更为理想么？”见《郭沫若谈创作》第47—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谈到诗的思想，郭沫若认为：“归根结蒂，做诗还在做人。……你的人格够伟大，你的思想够深刻，你确能代表时代，代表人民，以人民大众的心为心，够得上做人民大众的喉舌，那你便一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但如诗人对于某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真理，怀着热诚的憧憬，而加以颂扬，或生活在那种思想当中，如山里的泉水，自然流出声音来那样，那样的哲理诗或思想诗，我们是不能反对的。那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伟大的诗无宁是必然具有那样的成分的。”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1920年，郭沫若写了题为《炉中煤》一诗：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轻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这般模样！这首韵律优美、琅琅上口的诗，正标题下还有一副标题：眷恋祖国的情绪。当时他正客居日本，远在异国他乡，向往着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祖国，游子思潮难平，恨不能马上投身到这激荡的革命洪流中。《炉中煤》共有四节，每节五行，开头都是一句：“啊，我年轻的女郎！”来比喻刚刚经历了“五四”洗礼的新生祖国，紧接其后，诗人用煤这一朴素、平凡、不起眼、到处存在的形象自喻，通过纯朴、苦涩的自述和表白，深切地表达了一个漂泊异域、强烈地眷恋祖国的游子之情。此诗一唱三叹，回还往复，层层递进，思想的深度也一层更深一层。 1921年春，郭沫若将妻儿留在日本福冈，孤身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在上海，他加入“丙辰学社”。6月，他又到日本福冈。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人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先后出版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书刊。“创造社”的早期创作宗旨是，表现富有反抗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内心的要求”。郭沫若这时期的作品大都是这一宗旨的完美体现。它们从内容乃至结构形式，无不充满了积极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气息，给人以奋进、给人以创造、给人以要破坏旧的传统的强烈欲望。1925年后，“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并与蒋光慈等人组成的“太阳社”一起，就革命文学问题同鲁迅等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论战，主旨在共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的发展。
郭沫若小传（4）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从1919年到1923年撰写和发表的几篇史学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