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筹备海南体改所期间，冯仑他们的开办费是一张1万台彩电的批文，他把批文给了一位商人，得到30万元。当时的办公室是借省委党校招待所的一层楼，办工设备是省委给的1部破面包车、1台电脑和5万元人民币。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有120人的编制，除了40人有正式编制，其他人员属于自己养活自己的“改革编制”，为了养活大家只有办公司。这时候在深圳已经折腾一年多的潘石屹也加入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大潮，在冯仑的这家公司做了副总经理。
初到海南的潘石屹那年25岁，他看到街上擀面条的、卖烙饼的、作诗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到海南来干一番事业。20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中央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就给予这块岛屿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所激发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岛变成了热土，冯仑说它“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天南海北来到这里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创业激情；也有像张果喜那样带着金钱来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亚，决定投资2亿元在这里兴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则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利。这也为后来海南楼盘崩盘埋下了伏笔。
在冯仑眼里，1988年闯海南的人，过的几乎是游侠般的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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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世 界（2）
和到海南逐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让普通中国人拥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杨怀定的发迹不是靠海南的建省，而是靠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海南建省的这个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了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杨怀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了一下，得知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这与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进一出差价可以高达5块钱。杨怀定第二天就带着集资的10万元，搭火车赶往合肥。在合肥他吃进10万元国库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时，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统发现，他故意把异地封条撕去，并打乱证券的号码。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他跑遍其他６个城市，在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时，他一人就占去10万元，现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来搬运。辞职一年后，他成了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达到百万财富的普通人。
这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大涨大落的情绪之中。这年８月份，中国奥运军团出征汉城奥运会。报纸上设了猜金牌的活动。在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惯性下，所有竞猜者都把金牌数量估计在上届洛杉矶奥运会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计中国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样子。这种消极的预测与群情高涨的国家情绪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国在汉城奥运会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块金牌，这比在奖牌大户苏联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当媒体问他是怎么猜对的时候，他说他看过一本叫《强国梦》的书。
从此，33岁的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成了众矢之的。赵瑜在1988年元旦收笔的《强国梦》和汉城奥运会后的《兵败汉城》中毫不留情地向体育界发出前所未有的责问：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被激怒的相关单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赵瑜的底细：曾受训于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1985年进入地区级文联。于是他被定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而赵瑜却认为自己是在坚守着对体育强国的忠诚：“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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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1993，危局（1）
1993，危局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通往外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持枪武警把守住了，从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开年，禹作敏，曾经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在春节晚会那一夜他还能在电视屏幕上露一下脸。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私刑逼供致死——他并不是这个村里被私刑逼死的第一个人。两天后，前去调查的检察机关人员被拘禁13个小时，如果不是天津市长下令，他们还将继续被拘禁在这个由15支枪2 000发子弹非法武装起来的庄子里。当然，这个村里还有家猎枪厂。
1993年2月18日，在调来400名武警围困村子之后，万余村民持械对峙。在双方僵持的近两个月里，３月16日，禹作敏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这次大会上77岁的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还吸收了20多位私企老板，这一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已占中国工业一半以上。
４月中旬，在８名精壮“保镖”陪同下，开了４辆车进天津的禹作敏没能再回到大邱庄，他被拘捕了。这年８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位能够说出“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的农村老汉真的把自己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媒体在报道大邱庄的热潮中已经把他捧成了“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他主持大邱庄期间最盼望邓小平或者江泽民能去视察一次。但是在他服刑之后，改革开放依然继续。他的朋友、在大邱庄事发后曾写信安慰过他的另一位乡镇企业家鲁冠球看到，并没有因为禹作敏这颗开放的果实出了问题，富民政策就有所改变。
禹作敏没能等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江泽民在这一年视察农村工作时见了另一位党的书记——荆门市团林镇党委书记李玉森，这位基层干部不擅长阿谀奉承也不懂得规范化的工作汇报，他向江泽民提了一沓民间顺口溜，“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这仿佛是跟熟人谈他们镇子上的事，但江泽民拿出本子记下了这些以口头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智慧和农村问题。“农民负担”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江泽民在见到李玉森之前，已经收到过安徽省蚌埠市庞庄不识字的农民庞文全画出来的一封信，信中的图画告诉总书记，农民的提留是多么重的负担，基层官员的薪俸、行政、吃喝拉撒都由提留来负担。有些地方官甚至用提留来抵消欠农民粮款时所开具的白条。江泽民于是问身边的荆门农民，白条是不是兑现了？不料农民告诉他：“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湖南农妇自杀、湖北农民冲击政府、四川农民控告政府，这些都发生在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问题和农民负担的那个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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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1993，危局（2）
这一年突然爆发的问题，并不限于农村。1993年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什么是金融领域的“保值”，这时候有位叫沈太福的企业家，在国家活期利率1。8％、年利率12％的情况下，以24％的年利率进行融资。沈太福以生产他发明的高效节能电机为由进入了民间融资领域，这种地下私募在宏观经济复苏金融管控严厉的1993年非常活跃。因此，他在最初的20天，集到了2 000万元，最终的战果是不到半年时间，他从10万人手中集到了10个亿，据不完全统计，光红包他就送了3 000万元。
此后一连串的财务造假等事件，把这幕剧完全导成了商业骗局。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意识到了一度被媒体追捧的“长城模式”一旦被效仿，就会成为一场风暴，中央将失控于这一体制外、缺乏制约的、汹涌的金融流通管道。1993年3月6日晚，沈太福正为他逾10亿元的集资庆功时，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沈太福当即像弹簧一样宣布状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月底，他又变本加利地将年利率提高到48％。顶风作案的沈太福于31日怀揣三张身份证准备出逃，在首都机场被截获。这场私募清查清退了半年，有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和禹作敏一样，沈太福在个人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公然与政府抗衡。最后，沈太福因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判死刑。
沈太福只是1993年金融冰山的一角，这一年的经济过热、供求失衡导致金融秩序紊乱、地下钱庄活跃，几乎没有限度的民间资金拆借率架空了官方利率，各省地方官及各地银行行长已经成了“自由党”。一首民谣认为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 这年４月１日，朱镕基向各省省长通报经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