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捐赠会上的情形：当会议主持人周福龙主任宣布，由东史郎先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首先将五本《东史郎日记》拿了起来，捧在手中，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面前；其次，又将三枚勋章捧起来，再次虔诚地递交与我；最后，他与我共同展开那面又黄又旧又破的日本军旗，旗长125公分，宽89公分，旗面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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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5）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 “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日友好 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6）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这些重要物证交给中国，日本右翼势力知道后肯定会再一次攻击、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赠仪式上，满头白发的东史郎言语铿锵有力，神态坚定。他再三地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着对侵华战争的忏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体中国人说着“对不起”。
在仪式上，面对着白发苍苍的捐赠者东史郎，面对着如此珍贵的文物史料，面对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面对着众多媒体的众多记者，我代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态，一定要保管利用好这批历史的见证物，充分发挥它的史料、实证和历史教育的价值。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让一个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亲自告诉全世界：1937年，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决定立即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要出版书籍，首先要取得版权。
我们分秒必争。仪式刚一结束，我立即将东史郎先生请进纪念馆贵宾接待室，直截了当地向东史郎提出了我们的想法。
不知东史郎是早有思想准备，还是为刚才的捐赠仪式所感动，竟满口答应放弃一切版税（费）要求，并愉快地用毛笔，在一张长 米、宽 米的宣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下了授权书，大意是：⑧
我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个期间，记录了战场上真实的日记，诚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意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在战场上使用的军旗、勋章一同赠送贵纪念馆，同意翻译出版东日记。
日本京都府丹后町 八十六岁 东史郎
一九九八年八月
这是东史郎对我们的信任。望着未干的墨迹，我心里暗暗地在想。
决不辜负东史郎的信任，成为我发自内心的一股动力。
版权有了，如何筹措出版经费呢？
我打算把它和选择出版社一并考虑。
我主动找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因为该社此前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译出版《拉贝日记》，对此类书籍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我作为该书的历史顾问，参与部分工作，彼此间有着愉快的合作经历。此外，我还得知，该社经济实力雄厚。
果然，闻讯后，该社徐崇文副社长（现为总编辑），立即率领章俊弟博士和负责版权工作的俞惠洵小姐，来馆里与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当我提出东史郎虽然将中文版权授予本馆，但馆方没有任何经济要求，只要能将书保质保量地早日问世，并赠送一些书作资料留存即可。
该社如此轻易地拿到了该书版权，他们没有想到馆方会有如此合作的姿态。尽管如此，该社里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担心书出来后，市场不好销，风险太大，建议最好找个单位包销一部分书籍。还有的认为应像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那样，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并只印5000册，以降低可能出现的亏损风险。
面对不同的声音，该社社长赵所生、副社长徐崇文没有退缩。他们凭借多年来在出版市场上磨练出的特殊判断力，毅然决定独立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而且全部精装版，不出一本简装版。
说实话，我也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为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时，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还是出了部分简装版。况且当时东史郎的名和事虽然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可是东史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是还有不少中国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东史郎日记》案的二审、三审败诉，以及中国国内声援东史郎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万册。有人说，一本书可以救活一个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虽然不需要“救活”，但创造了一个奇迹，名利双收。后来，该社曾几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册，凸现了强社的大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7）
江苏教育出版社迅速组织了以杨九诠主任、章俊弟博士为主的编辑力量，聘请了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部分教师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教授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老师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分工是明确的，但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们在该社招待所摆开了“战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挑灯夜战，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翻译着。由于《东史郎日记》是老式日语，很多词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