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 第3部分

　　

引　　　　子
2006年1月3日。
　　古城南京。
　　人们都还沉浸在元旦节日长假之中，街头巷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欢乐祥和的人群。
　　午后，天公突然变了脸，阴沉沉的，下起了毛毛细雨，还夹杂着小雪，淅淅沥沥。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南京已有两个多月未下雨雪了，这雨雪怎么说下就下了呢？
　　当时，我刚刚从亲戚家吃完饭，想不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这奇怪的天气，奇怪的雨，奇怪的雪，偏偏没带雨伞。好在雨雪不算太大，还能受得了。于是，我加大了步幅和步速。
　　正在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国际号码，原来是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小姐从京都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过去，她习惯有事儿发传真或发“e…mail”联系，给我手机打电话，这可是第一回。
　　一定是有急事。
　　果然，当我按下绿键，话筒里立即传来了山内小姐的声音。她用不流畅的汉语告诉我：“东史郎死了！”
　　“　什么时候？”我急忙问她。
　　“今天上午11时48分。东史郎太太刚才打电话告诉我的。”山内小姐汉语不太流利，说完后就挂了电话。
　　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几天前，我曾接到山内小姐关于东史郎先生病危再次住院情况通报的电子信件，也接到来自神户的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电话，他们都清楚地告诉我，东史郎先生这次恐怕真的不行了，能熬过新年就是幸事。虽然如此，当噩耗传来，仍不免为这位“忘年交”的逝去感到伤痛。在悲痛的同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十多年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立刻浮现在眼前。
　　

第一章：初识东史郎（1）
我和东史郎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夏天。记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总是很热的。火炉之城，名不虚传。
　　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每年8月前后，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所引起的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气氛，总是很热很热。有人说，一个城市对它的历史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灾难的历史。这话儿富有哲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热、人心更热的氛围里，在南京，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东史郎。
　　东史郎当时已经83岁，但身体硬朗，大约1米72的身材，短短的头发乌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他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脖子上系一条红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态龙钟形象，倒像个五十多岁的人。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
　　有人说，一个人对自己年轻时经历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刻骨铭心的事。这话听起来一点儿不假。
　　东史郎此次是随着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姬田光一为团长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那是他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
　　此前，东史郎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和他一起来南京的，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等一批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专家。
　　我曾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叙述中，详细得知东史郎那次来南京的情况。
　　那年正值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同胞遇难50周年，东史郎时年76岁。他要在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这天来南京谢罪，的确需要勇气。
　　据说那是他在战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虽然鼓足了勇气，但到了上海以后，他还是不敢来南京，担心南京人会用砖头砸他这个东洋鬼子的头，希望南京有人去上海陪他一起来南京。
　　当时，段月萍女士受南京有关方面的委派，去上海接东史郎来南京。
　　12月13日早上，东史郎情绪低落，趴在餐桌上，紧张得吃不下早饭。问他为什么不吃早饭？他说：“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日军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屠杀）’。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实在对不起南京人民。”
　　在上海通向南京的火车上，东史郎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窗外沉思，神情紧张，内心恐慌极了。他说：“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当年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东史郎正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南京的。
　　午后2时30分，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径直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凭吊。东史郎在镌刻着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难者”石碑前长跪不起。考虑到他毕竟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起来，他还不肯，要求多跪一会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今天，我这个东洋鬼子是特意来向南京人民谢罪的。”当时，他在馆内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鞠躬谢罪，不停地弯腰，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第二天，东史郎提出还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别人提醒他，你已经去过那里了。他回答说：“我昨天在馆里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还是想再去看看。”
　　从他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当时他的心情紧张到什么程度。一个长期把战争时的犯罪行为压在心头的加害者，当他第一次面对受害者的时候，出现这种心理恐慌症是可以理解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南京人并没有对他进行报复，反而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这使他内心十分感动，进一步增强了他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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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东史郎（2）
次日上午，东史郎一行先后拜谒了清凉山和草鞋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后又去了位于中山陵灵谷寺的西洼子村，凭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他们面向纪念碑深深地鞠躬，向亡灵谢罪。之后，访问团的其他成员全都离开了现场，东史郎却久久站在纪念碑前低头沉思，面对死难者作心灵的忏悔。
　　14日下午，应东史郎的要求，访问团一行再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与夏淑琴、唐顺山、郭立言、陈光秀、吴旋、刘再树、陈德贵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面。
　　在听取了夏淑琴、唐顺山等人的证言后，东史郎诚恳地说：“我是侵华日军老兵，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洋鬼子，我当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年，但过去的事一直留在我的头脑中。今天见到这么多的受害者，我感到羞愧，无脸面见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南京人民！我向你们谢罪，向南京人民谢罪。”说完，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面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老人上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说：“你知道谢罪就好！过去，你是个小兵，执行上级坏的命令，干了坏事，今天你能向我们道歉，我原谅你。”
　　会后，东史郎在签名时写道：“我是日本旧军人，今天来到纪念馆参观，看到南京大屠杀活生生的事实，我从内心里真诚谢罪。”①
　　人们常说：人之为人，有些事难以忘记；有些事，不能忘记。痛苦，常常就因为这难以忘记与不能忘记。为了摆脱痛苦，东史郎想到了忏悔与谢罪。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和平学学者安德鲁·瑞格比教授主张：“在正义的基础上由冲突各方，尤其是受害者一方能够在对手承认过错和罪恶的前提下宽恕对手。要受害者采取这样一种宽恕态度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够做到，对一个社会摆脱冤冤相报的怪圈显然十分有利。”②
　　安德鲁·瑞格比教授还认为：“这样一种和解的情绪不仅能产生一种和解的氛围，而且的确有可能真正化解社会的矛盾，愈合一个民族历史的伤口。”③“在消除我过去怨恨的情绪支配下，人们更愿意宽恕的愿望与日俱增，并渴望获得平静，从被宽恕的人身上发现人性的东西，而这些人曾经是他们憎恨和鄙视的对象。”④
　　东史郎战后第一次到中国，在南京，完成了他的谢罪之旅，也使他在人性上获得了重生。
　　尽管如此。听了段月萍女士的讲述以后，我对东史郎从感情上讲还是很排斥的，毕竟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鬼子。说几句好听的话，做几个好看的动作，岂能抵消他战时的罪过？所以，我与他刚见面时，比较冷淡，只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和接待其他来馆参观的一般日本人，并无两样。
　　和战后第一次来南京不同的是，此时的东史郎已经作为被告，被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这一次来南京，他要在现场回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时的情景。
　　记得当时我不仅陪同包括东史郎在内的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引导他们详细地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而且还陪同他们去了南京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史郎在玄武门和中山码头两处集体屠杀遗址的回忆。
　　南京的明城墙建于明朝初年（1366~1386），素有“高坚甲天下”的美称，在我国古代城池中居于首位，堪称世界第一。明代的都城南京有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道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