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第40部分

　　李鸿章没能想起孙文这个名字。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确实是忧国之士，似乎对外国的事情很熟悉，常以外国作对比，提出要下决心采用外国文明等。不过，他所热爱的国家似乎不是这个清王朝，字里行间充满着不惜以改变政体来振兴国家的想法。　　　

　　当然，李鸿章没作答也没接见，但确实是一篇使他难以忘怀的文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没把他找来见见，李鸿章不禁有些后悔了。持这种想法的青年似乎在渐渐增多，当权者不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可能纠合抱有同一志向的人，聚众结党。到那时，就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日军进攻北京，正好给他们以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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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终场与开幕（2）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发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云无可商改。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四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次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发电报——　　　

　　“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李鸿章于三月十九日（阳历4月13日）发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的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将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吴大澂的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因为是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慎从事，真想举杯庆贺一下。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嘛！”　　　

　　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元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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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终场与开幕（3）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的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做“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　　　

　　“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的嘴紧紧闭上了。“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李鸿章同他的出身很不相称，特别重视民间谣传。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　　　

　　“一个喽啰点火，另一个喽啰扇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啰可能是指袁世凯，扇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唔，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在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本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　　　

　　“那位在朝鲜的袁世凯眼下在干什么？”伊藤博文问道。　　　

　　“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卑微下属，我不曾留意。”李鸿章答道。　　　

　　“原来他处于中堂阁下不注意的位置，太可惜了，这个人可是个干才。”伊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