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
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①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
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
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
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 １９ 世纪末期又因对外
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
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
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
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
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
① 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 251—259 页，第 7 章；罗伯特？韦 斯：《太平军造反前夕
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17 页。
① 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 2、6 章。关 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 年》，第 143—144 页。奥科提到
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 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
控制》，第 244—245 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 3 卷，第 6—11 页；《桐乡县志》，第 6 章。
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②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
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
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
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 ７０ 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
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
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
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
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
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
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
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
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
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
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
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①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
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 １９００ 年，除
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 １９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
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 １８ 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１９ 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
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
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 １９ 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 ３０ 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
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 １７ 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
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②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
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
① 见《申报》， 1878 年 6 月 8 日，第 4 版；1878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 1878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
18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879 年 8 月 10 日，第 3 版； 1879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 2 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477— 490 页；及刘广京和
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02—211 页。
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
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
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
新观念结合起来。①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
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
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
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
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
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②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
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
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
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
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
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
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
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
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
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
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
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
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
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
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
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
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们除去的。１８９８ 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 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
究杂志》第 51 卷第 3 期（1982 年 5 月），第 463—477 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 19
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 24 卷第 4 期（1965 年 8 月），第 609—611 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
年》，各处，第 394—398 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
《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 年）和胡礼垣（1847 年—1916 年）》，《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2 期 （1981 年 4 月），第 191—225 页。
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
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
①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