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
的。③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
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的对
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
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
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
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
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
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
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
血腥解体和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
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
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
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５ 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
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
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 3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129—132 页。
③ 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
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
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
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
５ 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
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
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
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Ⅱ战争中期，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３９ 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 １９３８ 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
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
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帐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
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
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
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
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
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
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
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
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
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
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
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①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
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
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
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① 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 303
页。
与国民党的“磨擦”
共产党人用“磨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
冲突。到 １９３９ 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
协商开始渐趋消退。１９３９ 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
产党的措施。①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
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之
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
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
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
区恢复权力所作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
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
内，封锁部队几达 ４０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
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
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
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 １９４２ 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
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
斗。贺龙第 １２０ 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
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 １９３９ 年中断
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
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
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
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磨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
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
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
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
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
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①换句话
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
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
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
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与阎锡山的决
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
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
①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
斯莱克：《敌与友》，第 97 页。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4 页。
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
林。１１ 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
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
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３ 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
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
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
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
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①
约一个月以后，在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到 ３ 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
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
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
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
府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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