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
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
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
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
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
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
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
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
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
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
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
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
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
１９２１ 年中期到 １９２３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１９２３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１９１７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
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
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
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 １２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
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
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
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即毛泽东从事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81—84 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１５ 个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