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 ２０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 １９２６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１２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２０ 年代早期的思想。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
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
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
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
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
与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
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
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
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
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
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
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12 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 55—56、80—89 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 3 期（1920 年 12 月 23 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转
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资料选编》第 24
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
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
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
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
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
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 １９２３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
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
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
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
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
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
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