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 ３０
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
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
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
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与第 ３ 和第 １０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
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 ２０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
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
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
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
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
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
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
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５ 日《前
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
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
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
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
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
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
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
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 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