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
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在 １９２７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写有关军事
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
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
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
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
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
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
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
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
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
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
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
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 １９２７ 年起就开始在这
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
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
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 １９２６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 13 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