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
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
—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
遭侵蚀。
① 黑手党——20 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
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到北方
的北京（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 １２ 卷）。对
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
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
在 １９２９ 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
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
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
然而，到 １９２７ 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
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
混乱不堪。事实上在 １９２７ 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
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
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
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
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
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
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
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
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
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
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
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
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
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
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
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２ 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１０ 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
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
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
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
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 １８９４ 年组织兴中会，
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
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
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
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
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
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 １９２６
年的仅 １５ 万人增至 １９２９ 年的 ６３ 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
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
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
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
构成状况在 １９２７ 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
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同中国共
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
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
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 １９２４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 ８０％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１９２９ 年 １／３ 国民党员年龄在 ２５ 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 1 月 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 2 期（1927 年 10 月），第 10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 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1975 年 1 月），第 57—59
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4 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 1 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 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１９２８ 年 ５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 １．５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 ９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１９２８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１９２８ 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