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 ２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 １９２９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１８ 年后，在 １９４６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 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 3 月 21 日；《反蒋运动史》，第 46—47 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 4 月 14 日，第 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5 期 （1946 年 8 月 24 日），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
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
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
种状况：１９２９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
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 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是军官。在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 ３３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 ２５ 个是将军。③在这 １０ 年间，
政府支出的大约 ２／３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１０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
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
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
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
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
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
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 １９２８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
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
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
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
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
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
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
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 １９２８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撤销。然后，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