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
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
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
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
纺纱工都受到损害，１８３１ 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
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
太平天国的叛乱。②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
末。手工纺纱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１９１０ 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
于生产状态。但在 １９１８ 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
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
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①连在 ２０ 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
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
经历了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到 ３０ 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 ３０ 年代世界
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
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
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②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
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
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
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③
清朝最后 ７０ 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
扩大的冲击。④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
生丝出口在 ５０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
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 ６０ 年代初期，太平天
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
①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74—186 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
《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4—13 页。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82、87—88 页；陈明 ：《劳工与帝国：1895—1927 年珠江三角
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 11—12、367 页。
①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31—241 页。见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88—189、192—201 页。
③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59 页；马若孟：
《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④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
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79—108
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 年》，《中国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学）第 9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380—426 页。
１０ 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１９ 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
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
种关系。大约到 １８７０ 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
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
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
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
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
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
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 ９０ 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
１９１１ 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
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
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 １９
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
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
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
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
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
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
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
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
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
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 １０ 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
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 ３０ 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
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
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
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
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
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
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
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 ２０ 世纪前半
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
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
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
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
（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
经济的增长。２０ 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
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
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①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
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１９ 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
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 ２０ 世纪前 ５０ 年，这
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 ７％或 ８％。②这个年增长率，近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 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
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
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
速。直到 ７０ 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 ５０％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
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
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 ２／３ 下降到 １９７１ 年的
１／３。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
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 １８
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
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
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
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
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
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③
结果，１９４９ 年以前关内 １８ 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
扩充的人员，以配备 ５０ 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
的，但是，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
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
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