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页。
① 到 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87000 册），岭
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 年》，第 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
第 ８ 页。
表 ８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１９２８—１９４５ 年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
动物学 ５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３ ９ １２ １２ ６ ７ ８ １０ ６ ６ ３ ３ １ １４７
化学 ５ ８ ７ ９ １３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９ １４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４ ２ ６ １４５
物理学 ２ ４ ７ ９ ４ ６ ５ ６ ８ ８ ６ ２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７９
植物学 ３ １ ６ ８ ６ ６ １０ ９ ５ ７ ２ — １ — １ ２ ２ ６ ７５
地质学 ２ ３ ３ １ ２ ３ ４ ７ ４ ４ ２ ４ ４ ２ ３ ４ ２ ２ ５５
生理学 ４ ５ １ — ２ ２ ４ ３ ５ ７ ４ ２ ２ ２ — — — ６ ４９
数学 — — １ — — ２ ５ ４ ３ ４ ２ — — — — ２ １ ６ ３２
工程 — — — — — — — — — — ２ ６ ７ ５ ５ ４ １ １ ３１
农业 — — ３ — — １ — — — — １ １ — ３ ７ ４ ２ ４ ２５
医学 — — １ — — — — — — — — — １ １ ８ ３ １ ２ １７
土壤技术 — — ２ — — — — ２ １ —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５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
气象学 — — １ ２ —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 — — — １ １ ２ １４
历史学 — — — — — — — — — ５ １ — — — １ １ １ — ９
人类学 — １ １ — １ — —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 ９
经济学 — — — — — — — — — ３ ２ — — — ２ — — — ７
心理学 — １ — — １ ２ — — — — — — — — — １ １ — ６
社会学 — — — — — — — — — ２ ２ — — — — ２ — — ６
天文学 １ — — １ １ — — — １ — — — — — — — — — ４
古生物学 １ — １ １ — — — — — — — — — — — — — — ３
地理学
１ １ — ２
语言学 — — — — — — — — — — — — — — — １ — — １
教育学 — — — — — — — — — — — — — — — — — １ １
总数 ２３ ３６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０ ５３ ４８ ５７ ４８ ３５ ３９ ２８ ４２ ３７ ２１ ４１ ７３５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
第 １０ 页，表 １。
１９２８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１９２３ 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 １３７４０００ 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 １９０９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１９３１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2—13 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 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 １９２５ 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 ３０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１９３６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 ２５０ 篇论文，其中大约 ６０％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 １９３７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３０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１９２７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 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１９２８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１９３３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３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１９２８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１９３３ 年 ６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 １９４０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 １９３３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１９３７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１９２８ 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３０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１９３５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