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以李宗仁、黄绍竑、覃超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在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秘书处和7个部，组成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其中，组织部和宣传部部长由黄绍竑兼任，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别在农、工、青、妇各部中担任秘书或干事职务。
国民党广西省“一大”的召开和省党部的成立，表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在广西建立起来，这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密切了广西与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的联系。但是，新桂系对于国共合作态度并不积极。在李、黄、白看来：广西是他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有了国共合作才有了这许多麻烦事情。李宗仁赴粤策动北伐时，目睹广东方面的左、中、右派的政争，心中暗自庆幸“广西原是独立发展，……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
新桂系集团在国民党广西省“一大”开始，就标榜“党务独立”，明显地表现出了排斥共产党人的倾向。有时不好公开反对，就借其他方式解决。1927年2月，广西省政府以慰问北伐军为名，不动声色的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组织一个广西慰劳队，由黄日葵带领，到武汉、安徽去慰问广西北伐军。慰劳队到达芜湖后，就被新桂系借口解散。中共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就这样先后被挤走、拘捕，共产党在广西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3月，新桂系集团又以召开国民党广西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为名，在广西从上到下地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进行“清洗”。“二大”改组后的广西省党部中，已没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影，更别谈中###员了。可以说，这是广西“清党”###的先声。新桂系对待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更是要为我所用，否则便是破坏和镇压。1926年2月的“东兰惨案”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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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清党（2）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逐渐露出他们###的真面目。1927年3月7日《顺天时报》披露：蒋介石久已蓄意排斥共产党，“前因军事正急，对武汉、九江各处俱利用共产党取胜。……现在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武汉克复后，广州国民党中央为适应时势需要，作出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的决议，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以“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为由，将取道江西赴汉的中央党部、政府机构一应人员截留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汉、浔之间开始了激烈的口水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大会选举了谭延辏А⒔槭⑽庥裾碌�9名常委，选举宋庆龄等1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并选举了军事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与各部部长。李宗仁被选为军事委员和政府委员。大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等一系列议案，目的在于抑制蒋介石，削减他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完全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对蒋介石独裁的一个打击，挫败了蒋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
李宗仁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决议，多少有些抵触情绪，他以拒绝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对其作安徽省主席的委任来表示对国民党反蒋运动的不满。当时汉方的一些要人，如邓演达、顾孟余、徐谦等，乃至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亲自到七军军部，与李宗仁恳谈，但李宗仁经过再三权衡后，决意不再在汉浔之间徘徊。
蒋介石并未将汉口会议的决议放在眼里，他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加紧打击革命力量、捣毁革命组织、摧残工农运动，之后，于1927年3月26日到达上海。但此时蒋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军事方面，能由他支配的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而汉方却拥有除蒋以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的主力。积极拉拢和网罗###势力，特别是实力雄厚的集团，是蒋介石从未停止的工作。为改变力量对比，分化汉方的军事力量，蒋迫切需要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找到能与自己采取一致行动的同盟力量，而李宗仁的桂军显然是蒋所看中的第一目标。为了使李不致倒向汉方，蒋介石连续几次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李宗仁到蒋处来面商大计。为了表示对第七军的重视与亲近，原先极其吝啬的蒋介石，突然慷慨地大笔一挥，从江西特拨款项20万元给第七军作军饷。
新桂系集团面对北伐战争中工农运动的高涨，也深感形势不妙，与蒋介石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黄绍竑后来说：“蒋介石的###正中了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如果蒋介石不###而是另一个人###，我也会起来跟着走，甚至单独举起###的旗帜。”
当时，白崇禧正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军从浙江进驻上海，并兼任淞沪卫戍司令。他到上海时，上海工人纠察队曾要求给予保护。白崇禧看到“###的势力日益膨胀”，表面上答应保护工人纠察队，暗中却与帝国主义频繁往来，与蒋介石、汪精卫互相勾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团代表、挪威驻沪领事，便由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陪同，专访白崇禧。白崇禧也于当天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蒋介石在上海的住地与蒋介石会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这样披露说：“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一些外国在华报纸也露骨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流域免于沦为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3月28日，新桂系集团首脑李宗仁应蒋介石邀请，从安庆经南京抵达上海，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李宗仁与白崇禧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便去会见蒋介石。这时上海的情况对蒋很不利，除工人武装“悉数为共产党操纵外”，国民革命军二、四、六、八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即便是蒋的心腹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而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更是不服调遣，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要求对发生的###反工农行为作出解释。蒋认为现在上海群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操纵，感到束手无策。李宗仁鼓励蒋干下去，并建议说：“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按指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李宗仁回忆时的说法，清楚地说明了新桂系集团在密谋“清党”###中所起的作用。
参与清党（3）
4月2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广东李济深奉蒋介石之命联袂秘密到达上海，也住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黄绍竑行前，为了沿路不暴露目标，将已蓄了6年的一脸大胡子也刮掉了。当天下午，蒋介石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到会的委员只有吴稚晖、陈果夫、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10来人。白崇禧不是监察委员，但作为军事高级长官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主张“清党”###，提出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另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建议。黄绍竑在会上报告了广西东兰农民领袖韦拔群领导的农###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主张早日“清党”###。白崇禧报告了上海共产党领导工运活动的情况，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李宗仁也“报告一些军队的政治问题和地方上看到的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得到新桂系的全力支持后，便无所顾忌地做出了“清党”###的决定，并否认武汉的中央，另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会议，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同时授意由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四监委提出一个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作为法律上的根据。
4月初，事变尚未发动，恰好汪精卫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3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元冲、吴稚晖等10人。蒋汪会谈主要达成了三点###协议：（1）由蒋汪共同负责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暂停―切活动，听候4月15日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有关“党事纠纷”问题；（2）拒绝接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有关“妨害党国前途”的命令；（3）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各军队最高长官和各党部、各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权暂时取缔和制止内部“阴谋捣乱者”。
4月4日，李宗仁下令第七军在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汉方部队侵扰南京及解除南京拥护汉方的部队武装的任务。于是被认为具有“亲共色彩”的第二军被命令渡江到浦口，抵御直鲁联军；程潜的第六军第19师被认为是附共部队，被全部缴械。
随后几天，蒋介石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等10余人，继续在孙中山故居举行秘密会议，对反革命政变作了具体部署：李宗仁率领第七军已从芜湖开往南京地区，“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