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天，蒋介石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等10余人，继续在孙中山故居举行秘密会议，对反革命政变作了具体部署：李宗仁率领第七军已从芜湖开往南京地区，“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同时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东进侵扰南京；由何应钦到南京解决拥护武汉政府的南京卫戍武装；蒋介石和白崇禧则具体指挥上海的大镇压。6日，白崇禧按蒋介石的手令，派兵查封了邓演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沪机关。9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以白崇禧为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以上海乃后防要地为名，宣布上海戒严，并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同日，黄绍竑与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了###的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为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部署完毕后，蒋介石于9日离沪赴宁，策划在南京召开中央执委监委会议。上海的“清党”由白崇禧具体指挥。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于是上海形势突变。一场由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监督执行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
白崇禧按照计划，首先要肃清商务印书馆的工厂，因为这里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闸北总工会所在地。要进占这个工厂，最方便的路径是穿越法租界。于是一方面，与各国公使特别是法国驻沪领事秘密交涉，请在必要时准许其便衣队通过租界。法国领事开始不同意，白崇禧说：“共产党是国际之敌人，他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我们应该合作清除才对。”法国领事同意了白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回忆录中声称不与黑帮首领见面的白崇禧，也在该书中承认，暗地派人与###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等密商，挑选几百名青红帮分子，乔装工人，佩带总工会发的制服及臂章，身藏短枪，混入工厂，策应从租界内冲出的部队，捣毁共产党的据点，并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捕杀革命者。4月12日凌晨，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上海开始了有计划的反革命屠杀活动。从12日到15日，共杀害了300多名革命者，被捕者有500多人，解除了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932年，国民党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在翻印白崇禧的《十六年清党运动之回顾》一文时，明确说明了新桂系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假如白健生先生不驻扎上海，便没有龙华会议；没有龙华会议，便没有“四一二”的上海清党；没有上海的清党，更没有湖南的马日###和武汉的“六一八”（按即公历7月15日）分共；就是广州南京以至全国的普遍清党，又何莫非白先生在上海振臂一呼有以振之导之？”
参与清党（4）
上海###会议一结束，黄绍竑立即打电报给留守广西的黄旭初等人，转达上海###会议关于在4月12日进行“清党”的决定，指示广西的“清党”工作由他们全权负责，并命令刘日福旅派龚寿仪团立即“进剿”东兰县农军。李宗仁回忆说：“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一时间，广西也充满着腥风血雨。
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为蒋系及其同路人所控制的地区，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工农民众、进步人士死于反革命屠刀之下。
李、黄、白追随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从此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大军事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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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北方地盘（1）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对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国民党、屠杀工农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批判。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治方面事实上已经右转，只是受到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威逼，使得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议的汪精卫，回到武汉仍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讨蒋。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蒋本兼各职，并下通缉令捉拿蒋介石。李宗仁当然也不愿让蒋介石坐大，汉方的激烈表示，使他看到了抑制蒋介石的希望。于是，他以较为平和的“中间”姿态出现，派出第七军参谋长王应榆赴汉，会见汪精卫等政要人物，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解决党内纠纷”。宁、沪方面却不管这一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1927年4月18日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公开对抗。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又打又拉，它发表宣言，称“受中央党部与民众付托之重，号令全国”，吁请汪精卫来南京行使职权。原先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也以“###先觉”自居，在上海租界里，打起了“正统”国民党中央的旗号。于是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区域里，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南京、武汉）和三个中央党部（宁、汉、沪）的光怪陆离现象。这时，北伐战争遭到严重的挫折，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3个对立的政权。
就在这节骨眼上，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利用宁汉对峙的机会，调兵遣将，会同受其节制的孙传芳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京汉、津浦两线南下，大军直指武汉、南京。这使得紧张对峙的宁汉双方，还需要暂时放下陈见，合作北伐讨奉。不过，这时北伐已成为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了。
4月，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张发奎两部陆续出发，向河南的奉军进攻。5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河南作战。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发起进攻。蒋介石以何应钦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白崇禧代替蒋介石为第二路代总指挥，担任津浦线正面作战；李宗仁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袭击直鲁军侧面。
5月13日，第七军的第二、三两纵队在柘皋大破直鲁联军。14日，李宗仁从湖口返回芜湖，随即出发赴合肥前线督师。当他15日赶到合肥时，南北两军已在合肥东北梁园一带厮杀。当天晚上，北军从蚌埠方面开来援军，由时任张宗昌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的马济指挥。马济是广西讨袁的主要将领之一，本为广西宿将，也曾是李宗仁的上司，第七军很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部下，因此他非常熟悉第七军的战略战术。据说，此次战前，他向张宗昌建议说，广西部队长于运动战，惟求速战速决，利于进攻，疏于防守，一旦战罢，则解甲高卧，防守极疏。因此，夜间进袭，攻其无备，包管可以一举而聚迁之。马济率军乘夜袭击第七军，来势凶猛。第七军驻梁园的部队以为北军新败，无力反攻，真的解甲而卧，毫无防备。在睡梦中，他们突然被喊杀声惊醒，以为还在做梦。好在第七军长期征战，临阵沉着，没有被北军冲乱。将士就地据守，很快将阵地稳定下来。北军在马济亲自指挥下，拼全力冲杀，突破了梁园镇外的工事，进到镇内，与第七军守军彻夜展开巷战。黎明之后，第七军终于看清楚了北军的实力及部署，于是展开两翼，向北军阵地包抄过去。他们知道北军中武卫军第三团周定儒部多广西人，于是大喊：“广西人不打广西人！”北军猛烈攻击一晚上，并没有获得多少战果，此时士气已经衰竭，那些广西籍军人更无斗志，周定儒团不战而溃。一经南军反击，北军也就全线退却，溃不成军。马济见夜袭无功，于是再调白俄骑兵赶来战场。白俄兵人高马大，每以其气势震摄对手。这次白俄1000多骑，按其一贯战术，列队向第七军冲锋。第七军将士早有准备，子弹上膛，并不开枪。等到骑兵冲到子弹射程之内，枪炮齐发，接着迎头发起反冲锋。白俄骑兵遭到南军弹雨的打击，冲到前面的大多倒在了阵地上。后队见势不妙，调转马头，夺路而逃。后面是大队步兵，经骑兵一冲，顿时大乱，北军互相践踏，损失惨重。领军主帅马济拦不住乱军，也落荒而逃。但他非常不走运，率领少数卫队逃跑中迷失了方向，进入安徽省定远县大青山。张宗昌的军队素无纪律，人民群众非常痛恨。马济逃到大青山，当地红枪会把他和少数卫队当作是张宗昌的败军，群起袭击。在一高粱地中，他被红枪会的梭镖掷中，最后不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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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北方地盘（2）
梁园战后，李宗仁部尾随北军一路追击，于5月22日攻克津浦线上重镇蚌埠，6月2日攻克徐州，逼迫张宗昌军退走韩庄，孙传芳军经海州转入山东。
当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拥有几十万大军，是一不可忽视的实力派，其地位与态势举足轻重。宁汉双方都对他施展争取拉拢的伎俩。6月19日，蒋、冯举行徐州会议，蒋送给冯250万元军饷，希望贿赂冯玉祥，使他倒向南京。但蒋、冯二人对作战部署存在分歧：蒋介石主张先南后北，坚持要对武汉用兵；冯玉祥则主张先北后南，不赞成蒋介石出兵吞并武汉。李宗仁、白崇禧陪同蒋介石参加了徐州会议。会后，蒋在徐州召集将领密议对武汉用兵之事，李宗仁也竭力反对，仅同意抽调部分兵力，防备武汉方面的异动，以便主力继续北伐。蒋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武汉用兵的计划，返回南京，让李、白率军沿津浦线继续北伐。6月底，李部逼近邹县、济宁一带，眼看就可以解决全山东了。
蒋介石所率第二路军由白崇禧任代总指挥，沿运河两岸北进，攻郯城、红花埠、宁宜等地。宁宜城相当坚固，城内囤集大量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