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不管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差不多总是要把话题扯到亚洲事务上。他曾经对我说，回头看一看，当初如果拨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鸭绿江一带归他指挥，他就能把中国分裂成为两半，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可惜时机已经错过了。
由于共产主义的蚕食，他对于亚洲的前途逐渐悲观起来。但是，他又认为，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战争将是美国的一大错误，他最后一次对一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忠告，就是坚决主张林登·约翰逊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军队。他觉得，我们可取的作法是：继续吓唬苏联或中国支持的造反者，并支持亚洲各国政府反对他们。
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住在纽约并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使他有更好的机会研究华尔街的商业；他还说，他发现他们“毫无特色可言”，“他们从不坚持原则”。他说，“他们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拥护胜利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无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对我说：高征税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会议前夕，他又强调了他的这种看法，认为戈德华特不应该被提名，因为他太保守。
1961年，麦克阿瑟还对我说过：1951年，肯尼迪的父亲带肯尼迪本人去沃尔多夫看望他时，肯尼迪似乎已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他称赞肯尼迪确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并说，当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对十年前他们在沃尔多夫的第一次会见还记忆犹新，而且异常的准确。使我尤为难忘的是，这也说明麦克阿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麦克阿瑟也给过我个人一点许多人认为应该照此而行的劝告。1962年，当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去竞选州长时，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说：“别去。加利福尼亚虽然是一个大州，但是那地方还是太窄小了。你应该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你应该参加国会竞选”就在两小时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层楼之下的套间里，也给了我同样的劝告。
在我的头脑里，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总是与我和胡佛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人都上了岁数，都很聪明，都住在沃尔多夫大厦，而且我经常是在同一天拜访他们。
我与胡佛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顺便去走访他。他的护士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康复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诉我，他经常在半夜里起身，倚在他的黄色靠垫上写东西。多年来，胡佛对成百封祝贺他生日的明信片，都亲自一一作答。
护士说，他现在仍旧阅读这些明信片，但不能亲自作答了。
当那位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进房间时，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里很难过。然而，他的握手还是很有力，声音令人吃惊的宏亮，对事物的评论也简明扼要，且击中要害。尽管他持强硬的反共路线，但他还是支持那个月美国与苏联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他的观点是，“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正如他指出的，“由于中国的缘故，赫鲁晓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纳关于我们可以打中国牌以反对苏联的观点。他指出，她们都处于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因此是特别爱寻衅的。他也告诉我，中国人民是极富感情的人民，但他们不论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义和团造反的年月里，胡佛曾经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在中国工作过。这段经历使他的上述态度显得更富于色彩了。在排外的义和团攻打天津的外国祖界时，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保卫祖界的战斗。当时，义和团和政府军之间也互相残杀。胡佛说，他看见从他的驻地旁边流过的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照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大屠杀恰似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章。他预言，在二十五年内，毛主义还不能使中国人民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美国应该尽可能少地和他们打交道。
他对肯尼迪比对麦克阿瑟要更宽宏大量一些。他评论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对于戈德华特，胡佛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使之有机会自己试一试，而且“不要拘泥于我们的制度”。
虽然麦克阿瑟和胡佛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有着类似的见解，但是，我记得他们一次也没有互相提到过对方。起初，我以为他们彼此难得见面。但是，后来我从麦克阿瑟夫人那里得知，胡佛总统每年有五、六次邀请麦克阿瑟夫妇到他的套房共进私人晚餐。在那些时刻，我们时代两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得以坐下来进行令人神往的交谈。
麦克阿瑟之无视军队中的方针政策，并不限于对军官们的服装条例置若罔闻。军人以服从上司的训示为己职。但麦克阿瑟并不经常这样作，哪怕这位上司是美国的总统。
麦克阿瑟正确而他的上司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1942年到1945年期间，他带着他的军队熟练地横越南太平洋时所受到的兵员损失，远远小于美国军队在布尔格的一次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他的成功使他对来自华盛顿的命令颇不以为然。
有一次，五角大楼对他说，重新占领民多罗这个菲律宾岛屿的计划太冒险。但麦克阿瑟还是干了，并且获得成功。攻占了吕宋这个大岛以后，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又攻取了群岛的其他岛屿，在这些行动中仅损失了820人。在日本，他突然插手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这超越了最高司令官的权限。
但是，他的成就却是如此辉煌，以致于后来他虽然因为犯上而被解职，杜鲁门总统对他还是无可奈何，而且还嘉奖了他。
除了他父亲有例在先外，还有两个因素对麦克阿瑟在蔑视更高的权威方面起了特别的作用。首先，从他的事业一开始，他就猜疑别的军官想攻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对盟军在法国的肖蒙司令部里珀欣将军周围的人就不信任。后来，他的主要对手则是象乔治·马歇尔这样的军官，他在肖蒙时就和珀欣在一起。
小赫伯特·胡佛这位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称这些官员们为“五角大楼小集团”，说他们只有在欧洲的作战经验，视野只局限在欧洲。麦克阿瑟认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马歇尔，出于政治方面和私人关系方面的原因，总想在太平洋地区寻隙阻挠他的每一行动。他也认为，杜鲁门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政府暖昧的亚洲政策，也使南朝鲜在共产主义的侵略面前敞开了大门。
麦克阿瑟还蔑视坐办公室的人员。他本质上是一位战地指挥官，感到他与坐办公室的人比较起来，更了解战场上需要怎么干才对头。美国的历届总统们便是最高级的办公室人员。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顶头上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相比，这些总统并没有使麦克阿瑟感到更加可从三十年代起，麦克阿瑟与他为之效力的总统们的关系都不理想，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引起不愉快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大萧条时期，他与胡佛发生了闻名的“退役补贴大进军”的龃龉。当时，25，000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来到华盛顿，要求给予现金补贴。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质问游行者动机何在，还亲自跑到现场，和他们对抗。胡佛命令麦克阿瑟不要把军队派往游行者们的临时营地，但麦克阿瑟不顾胡佛的命令，驱散了示威者。
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尽管表面上看来很恳挚，但在三十年代削减陆军和空军预算的问题上，麦克阿瑟与罗斯福意见相反，这位将军对罗斯福决定不派兵增援巴丹半岛上的美军也深为不满。在麦克阿瑟得知罗斯福1945年去世时，他对一名下属说：“罗斯福终于死了：一个人要是从来没有讲过真话，谎言对他也就十分顺耳了。”
在美国，没有哪两位领导人比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更加互相嫌恶了。早在1945年6月，杜鲁门就记下了给他自己用的一个备忘录：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付普赖马·唐纳先生、布拉斯·哈特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他接着写道，“我们不得不让这些蹩脚货呆在关键性的岗位上，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我不明白，罗斯福在九泉之下，为什么没有命令（巴丹半岛司令官）乔纳森·温莱特回家去和让麦克阿瑟（在柯里矶多岛上）当烈士呢！”反之，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忽视亚洲，“屈从于难以控制的狂潮，”而且（就象一位批评家打算让他女儿唱歌时，突然要揍人家一样，）在关键时刻容易丧失理智。
这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终于达到了高潮。
麦克阿瑟在朝鲜、甚至是在他的整个事业中的最卓越的杰作，就是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这是他关于“在敌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打击他们”的战略的最佳典范。
1950年秋，联合国军队被阻遏在朝鲜半岛东南角的釜山。
如果对集结在釜山前线的北朝鲜共产党人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必须冒兵员大量损失之险。于是，麦克阿瑟决定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汉城的外港登陆。登陆后，他计划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南朝鲜的首都，用他过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把日本人孤立在岛上的办法，把敌人在南方的军队围困起来。
仁川是一个不可靠的、危险的登陆点。起初，麦克阿瑟的上司对此是犹豫的。八月份，杜鲁门派他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会晤，研究朝鲜形势。哈里曼的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后来是我的一位密友，曾被我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