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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饭后，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麦克阿瑟将在仁川登陆时需要的补给品的清单交给了哈里曼。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和他的家人就住在使馆里。
“我不相信象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说着，沃尔特斯默默地听着。
“告诉总统，要是他满足我的要求，我就在九月十五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后来，沃尔特斯告诉我：“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哈里曼对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阿瑟终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增援。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批准了他的计划。1950年9月15日，这位七十岁的司令官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注视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的部队登上仁川，打败了北朝鲜三万多人的军队，我方仅损失536人。到了月底，他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北，将汉城还给感恩戴德的李承晚。
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麦克阿瑟的军队的目的是要统一朝鲜一事进行投票。这是响应杜鲁门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政策的一个行动。但在十一月底，当麦克阿瑟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林彪指挥下，竞排山倒海而来，迫使这位将军忍辱撤退。但这是典型的、熟练的和有秩序的撤退。对中国军队的这一行动，中央情报局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在得悉杜鲁门决定寻找一个停战的办法以后，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辩护词，其中包括指出中国军队质量低劣，并暗示共产党人最终将被迫妥协。后来，麦克阿瑟还争辩说，任何一个司令官在战场上都有权向敌人发出这样的信息。他发表这个辩护词时，口气咄咄逼人，这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招来了北京和莫斯科的猛烈批评，也使杜鲁门丧失了他的外交主动权。
更糟的是，在他呼吁中国人举行谈判一事公开化以前几天，麦克阿瑟给国会共和党领袖乔·马丁写了一封信。此前，马丁曾就蒋介石的军队是否可以用于这场战争一事征询这位将军的意见。麦克阿瑟在信中复告，应该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他又补充说，外交家们正在试图用言词来对付这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胜利则必然导致欧洲的陷落。他说：“应该赢得这场战争。这样，欧洲庶几方能免于战乱，也能维护自由。”他又说，“胜利是没有代用品的。”
当马丁在议院读完这封信时，引起一场狂潮烈焰，横扫国会，而且席卷白宫。甚至连平时比较冷静的参议员——那时我已是参议员——也吵闹起来了。虽然马丁是在没有得到麦克阿瑟的允许或认可的情况下公布这一信件的，但杜鲁门立即宣布了解除这位将军的职务的决定。麦克阿瑟是从新闻节目里首次得知他已被撤去所有职务的，这使他蒙受了额外的耻辱。前总统胡佛直接打电话给他，敦促他立刻回国，并告诉他国内情况的另一面：根据民意测验，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
麦克阿瑟被撤职以后，我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个吁请恢复他的职务的决议案。“我应该说，我并不是那些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是一贯正确的人中的一员，”这是我在参议院里的第一次重要讲话。“我也不是那些认为他没有作过受到批评的错误决定的人中的一员。但是我应该说，在目前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项可供选择的政策，它可能、而且将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上的转机——过去那些政策，几乎使我们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陷于灾难的边缘。”
回顾以往的经历，我相信，上述的概括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它受到了两党的指责。麦克阿瑟无视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实际上也干涉了总统外交政策的实施。但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缺乏自信和模棱两可的。这就是多年来，使麦克阿瑟备受挫折的根源。而他正是为数极少的、对亚洲有足够了解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他们看到不祥的力量正在亚洲发挥作用，我国则由于未能坚决反对这些势力而招来了祸殃。
麦克阿瑟致马了的信和他的军事辩护词，并不是他对华盛顿的决策的首次评论。后来杜鲁门说，他在八月初就已经考虑过撤掉麦克阿瑟朝鲜战场司令宫的职务的问题了。当时，这位将军曾经致函“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谈论关于保卫福摩萨的问题。然而，杜鲁门当时并未这样做，因为他不想“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本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的摩擦随着政府的政治需要而时起时落。给“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信发出后，他差点儿被撤职。仁川登陆胜利后，杜鲁门却又飞到沃克岛参加一次会议，其唯一的、明显的目的，就是搞出一张这位被围攻的总统和那位受人欢迎的将军站在一起的照片。联合国军第二次攻占汉城后，麦克阿瑟深信我方即将获得全胜，这成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障碍。戴高乐在麦克阿瑟去职后的第四天的一次讲话中说过：麦克阿瑟是一位战士，“他英勇无畏的优点在被充分利用以后，剩下的又使人感到可怕了”。
最后，曾经宣称对麦克阿瑟个人的感情关照备至的总统，居然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下就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就此写道：“哪怕是一位勤杂人员、打杂女工或仆人，也不会被人这样不留情面地解雇。简直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个人之间的纠纷，是朝鲜问题上的争论的最富于戏剧性的集中表现。但是，这一争吵也可以解释为持有优先注意亚洲问题的观点的麦克阿瑟与美国过分注重欧洲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斗争。
杜鲁门对欧洲的政策——即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中补给线——是强有力和直截了当的。麦克阿瑟的亚洲政策却相当杂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或朝鲜半岛僵持局面的存在预示着亚洲或东南亚其他国家将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想法，对许多政府的决策人来说，似乎是太陌生了。不过，现在人们对它已经不再感到陌生。
大多数美国人对远东问题也是缺乏远见的，这也许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在欧洲的缘故吧。麦克阿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则是在亚洲度过的。许多人认为，他与亚洲人相处，比与他的西方伙伴相处更为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菲律宾服役时，经常无视那种把菲律宾人和西方人隔离开来的、传统的“种族隔离”政策。三十年代，在他于马尼拉举行的宴会上，也难得看到几张白色的面孔。
现在，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日本的经济奇迹对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所造成的威胁也变得日益明显。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下几代人的世界历史，可能将是由东方的男女们来支配的。这一教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记起1953年，我在担任副总统的头一年，就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用两个月时间访问了十九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总统感到前任政府忽视了亚洲，并希望在作出可能会对亚洲有所影响的重大决定之前，能够得到有关该地区情况的第一手报告。一路上，我的夫人和我会见了几百位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和凡千位不同背景的人士。我们看到了该地区的巨大的潜力；同时也清楚地看到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共产主义的侵略的威胁。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属印度支那国家，缺乏有能力的领导来对付这些威胁，我们对此尤感关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和讨论使我确信，在今后的年代里，亚洲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美国的政策应该尽量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在访问结束之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汇报的核心。
但是，一位副总统的一次访问不可能蓦然改变一个国家的态度。美国继续面向西方。我在196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许多人坚持认为建立一个大西洋轴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实际上基普林还是正确的：亚洲人民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美国只是表面上关心亚洲。”
半个世纪之前，麦克阿瑟就已亲自对远东作了一次调查研究，而且完全被它迷住了。他在1903年离开西点军校后，随他父亲视察了日本在亚洲的阵地和欧洲在远东的所有殖民地。
全部旅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这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里住了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还把一半以上的初级产品用于养活后代，”他后来写道。“照我看来，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亚洲和它的前沿岛屿与美国的未来，事实上，还有与美国的继续存在，都是息息相关的。”具有革新思想的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当了三年校长（在那里，他命令挂出亚洲地图，使士官生们可以研究它们）。在他个人的历史中，有二十年是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30年起，麦克阿瑟本人对美国在东方的地位开始发挥影响。当时他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负责使陆军和空军保持可随时投入战斗的状态。在和平时期，要得到足够的军事预算是一件相当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在萧条时期就更难了。
1934年，在白宫发生了爆炸性争论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成功地劝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使他不再大幅度地削减防务经费。“当时我竭尽我的全部情感，置一切后果于不顾地劝说他。”麦克阿瑟后来这样写道，“我还向他描述了我们如果失去下次战争将会造成的后果：一个美国男孩躺在地上，敌人的刺刀戳进他的腹部，敌人的皮靴踩在他的喉咙上。他嘴里在咒骂着。我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