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维新派人士一样，麦克阿瑟运用他的特权地位，把彻底的政治改革引进到日本社会中。他废除了天皇那易被滥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明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实际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威全部转到自己肩上，然后，他又亲自把它最坚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吉田这位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占领之前和之后，吉田能够缓和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现代日本这个伟大的、自由的、象征着最美好的希望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总有一天也会和日本一样，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荣。
5、康拉德·阿登纳——西方的铁幕
1963年，上了年纪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纳正在最后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会议，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遭受到柏林墙危机的严重损害，使这位八十六岁的总理在1961年勉强当选。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临的是四年内不平静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长期以来就是联邦议院的反对派人士，当他也许感到这位从不饶人的阿登纳很快要被撵下台时，他可能会表示宽容。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这位总理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
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阿登纳用这几个字精僻地归纳了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相当精僻地归纳了所有伟大的领导人的经历。象这位反对派的代表一样，许多人都有事后识别的能力，而阿登纳具有先见之明的才能。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执政。当延续数代人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确定之际，他有勇气也有智谋去采取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具有战胜那些害怕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的政治手腕。温斯顿·邱吉尔在评价世界领导人方面，很少出过差错。1953年，他对下院说，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建筑师。作为莱茵地区的人，他一向谋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并且毕生抱有一个欧洲联合的理想，使前几代人蒙受灾难的纷争不再发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苏联代表的是旧欧洲一切坏的而不是新欧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决心保住了自由欧洲东部的堡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登纳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种专制——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最终是一种罪过，因为它窒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并且被纳粹时代的恐怖变得更加强烈了的他的欧洲联合的理想直接来源于对专制的僧恶。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欧洲受到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远远超过了从前受到的来自内部威胁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几个人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或严重性，然而阿登纳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后，就象一块岩石一样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东方前哨。不为苏联的威胁所动摇，并且蔑视他们偶然提出的、损人利己的和平倡议。但是，他认识到披解除了武装和孤立的德国不可能单独地遏制这种新的威胁。在五十年代，美国和英国坚定地支持了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防务。免受苏联的威胁。由于在七十五年间，法国三次被德国的强权所惹怒，因此对于任何重新武装它的东方邻国的计划都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欧洲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苏联盟，而没有法国参加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阿登纳再次致力于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欧洲人的各种障碍。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实际的，几乎是诗一般的抽象概念：现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顽强的精神去付诸实施。
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从而最终结束来自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通过诸如加入北约、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及1963年签订的法德友好条约等倡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纳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十多年来阿登纳是我们自己的铁幕———个有着钢铁意志然而又有极大耐心的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西方反对那个他认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压迫基础上的帝国的最有效、最有发言权和始终如一的代言人。尽管他表情严肃和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却同时是一位热情的、脾气好的、举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们的爱戴，对一个曾被引入迷途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宽厚的父亲般的长者。
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着。对于他被打败的人民来说，他是一位“老人”，是国家蒙受耻辱和混乱时期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象征。他通过镇静自若、端庄自重，甚至还带有某种校长般的优越感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反对他的挡道人时，他是一位善于共谋的、无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是新民主德国的忠实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内把它从一个国际流浪儿转变成可靠的自由堡垒。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是罕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纷乱的事件和外交礼节的范围内进行会晤，而这种会晤往往沉浸在回顾历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译们的包围下进行。笼罩在他们会晤中的国家自身利益的幽灵总是约束着相互间的友谊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我与许多外国领导人进行过友好的会晤，但是只有其中几个能称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十四年之久，无论当我们两人在朝或在野期间，这种友谊始终保持着。
1947年秋，我是众议院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之一，克里斯琴·赫脱为该委员会主席。我们访问了欧洲，为贯彻六月份已经宣布的马歇尔计划做一些说明。我们在德国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军的炸弹完全夷为平地，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中和地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