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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访问中受到了一些热烈的欢迎，例如1953年在东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和1974年在开罗，但没有一次近似我们那天在华沙受到的强烈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满了人行道，并拥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挡住车队的前进。有些人喊着，有些人唱着，许多人哭着。
成千上万把花束扔进我的车里、尼克松夫人的车里，甚至扔进随行的新闻记者的车里。有几个不顾拥挤钻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被告知，“这次，我们自己花钱买了花束。”波兰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那天宣布放假，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用车运到车队经过之处，并买来花束让他们在“自发性”欢迎场合会抛扔。许多人把花保存下来，以备我们抵达那天用。当我们的车队在华沙街上徐徐行驶时，群众高喊“NiechZyje！”——“美国万岁！”，唱着“Stolat”——祝你长命百岁！
鉴于这次经历，数百万波兰人在1980年全都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对别国进行控制，并且已经取得成功的一种统治制度不曾有过，更不用说赢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赞许了。
那天，在华沙的极为感人的接待，加强了我对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问题所长期抱有的信念。然而，无论我们对他们多么同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鼓励被压迫国家人民去挑起这种武装镇压，赫鲁晓夫1956年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我们应当不断地努力，保持与东欧和苏联人民联系的渠道畅通，应当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扑灭他们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从他们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共产主义压迫下解脱出来——这种事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几个月前说过：“共产主义为邪恶顽强不屈，让我们为正义坚定不移。”
在别墅的午餐后，我把赫鲁晓夫叫在一起，跟他单独谈了几句。我们讨论了他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的信件。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能受到有礼貌的欢迎，如果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柏林问题已陷入僵局的会谈中能取得某些进展的话，他可以保证得到这种礼仪。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象以往那样仍是毫不让步。
艾森豪威尔做出邀请共产党世界这位领导人访美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波。强硬派保守分子和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强烈地反对他来访。他们认为，访问会给苏联道义平等的幻想，从而削弱美国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美国人天然是可以信赖和友好的，他们的反共情绪不会仅仅由于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车队里乘着敞篷车向美国人挥挥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访问不会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一种欣快症，倒是一个明智而又稳妥的好主意。例如，许多人以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向赫鲁晓夫表明我们的和平意愿，苏联领导人就会使自己的僵硬立场有所松动，就会解决东西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闻界有些人，甚至政府里有些人是那么天真，以至于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给予优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劲地做后者的工作，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不同意这种立常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赫鲁晓夫会错误地理解这种过分的友好是软弱的表现。在解决基本分歧方面，我并不指望有什么重大进展。对艾森豪威尔至关重要的事是，要给赫鲁晓夫一个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既是讲礼貌的，又是通信达理的主人，也是一个不能任意受人摆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这次访问，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告诉他，多种不公正的现象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耗尽其实力。赫鲁晓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趋于加强这种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报告他想要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实上，赫鲁晓夫忠贞不移地相信卡尔·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绘的、但已经过了时的资本主义形象，而即使在当时这种形象根本上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不断重复关于自由社会的丑恶和虚弱的谎言，但是，由于谎言被重复多次，事实上甚至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认为，通过对美国的访问会彻底地纠正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念。他会逐渐地欣赏这个国家的基本实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抵达华盛顿时，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国国土的苏联领导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对稍许偏离其他我所见的来访要人受到的礼仪这种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离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为对他国家的荣誉的攻击。他是一个极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别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在他抵达前几天，我发表了一篇即席讲话，其大意是，苏联人已向月球发射了三颗月球卫星，而不是象他们所声称的是一颗，这是因为他们连续发射不中，不得不再试。赫鲁晓夫听到了关于这篇讲话，决意把它视为对苏联威望的一种侮辱，是我想让他在美国的访问不成功的迹象。在他访问期间，他宣布，他将：“把手搁在《圣经》上发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并向我挑战，如果真认为我的一番话是准确的，我也应该做类似的发誓。他还抨击了我的有关苏美关系的讲话，这是我在美国牙科协会大会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国军团和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两个组织正要发表谴责赫鲁晓夫访问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们强调了给赫鲁晓夫以有礼貌的欢迎的重要性后，他们才重新作了考虑。
当艾森豪威尔邀请我出席在自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第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和我握手时面无笑容。他以辛辣的讽刺口吻提到我们在莫斯科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了从莫斯科带来的电视上放映的短片，并认为这表现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礼相待。他尽量用这番话使对方平静下来。
然后，赫鲁晓夫抱怨我反对这次访问，并说我正在竭力破坏对他的欢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讲话是个证明。他说，“由于我读了那篇讲话，抵达这里后我意外地发现，美国人民以宽容和明显的友好态度欢迎了我。在苏联，如果我事先发表反对来访者的讲话，不会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欢迎仪式。”我提醒他，我抵达莫斯科后，在他的讲话中辛辣地对我进行攻击。赫鲁晓夫声称我的讲话更糟糕，然后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做出裁决，究竟谁的讲话更具有挑衅性。艾森豪威尔和我互相作手势示意，如果留他们两人单独谈，情况会好些，我立即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在我们安排赫鲁晓夫在美国各地访问时，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么一个陪同的人，他能够在赫鲁晓夫对我们政策必定要进行粗暴笨拙的攻击时，予以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赞同我的推荐：我们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发言人，在联合国东西方辩论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职位也够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尔充当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几乎每到一处，都需要他力挫赫鲁晓夫气焰嚣张的讲话，他既狠狠地反击但又讲礼貌。
这次旅行结束后，洛奇对我说，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哈里。杜罗门”。他们两人都是头脑简单、直率和粗鲁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欣赏这种比较。洛奇认为，在美国各地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对我说，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看到加利福尼亚各工厂停车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小汽车和衣阿华州玉米地的巨大生产效率时，他张着大嘴，瞠目结舌。
在美国各地旅行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到戴维营去了，试图经过反复讨论就双边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艾森豪威尔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举行的这次谈判的第一次全会。很清楚，赫鲁晓夫无意达成协议，立即把目标对准我。
他一边直视我，一边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中许多成员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坚持对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视着我的眼光是不会被人误解的，但他没给我可以做出反应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尔插话说，他认为就当前对外政策来说，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鲁晓夫独有的俄国式的自卑感和他对苏联威望那种着迷似的情感使他觉得他的荣誉不断受到蔑视，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在全会后的午餐会上，我试图使谈话活跃起来，问赫鲁晓夫有何业余爱好。他说，他喜欢到黑海游泳，或到乡村去打猎。艾森豪威尔说，他喜欢出去钓鱼、玩高尔夫球，但他发现难以摆脱这种不停地为电话所打断的情形。赫鲁晓夫听完翻译后，为一句话又生了气，并说，“在苏联也有许多电话。事实上，我们不久将比美国多。”文森豪威尔意识到，他的客人当真了，不禁笑了起来。
午餐后，艾森豪威尔和我意见一致，我应当回华盛顿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他与赫鲁晓夫也许会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这位总统以他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尽了最大努力来争取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就苏联最近成功地进行空间探测一事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比在谈判桌上刺激得还要厉害。这时，艾森豪威尔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会、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