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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回国前不久，在苏联大使馆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访问顺利，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热情的欢迎。他忽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访问顺利，那不是因为你想要让它顺利。
我得到的报告说，你希望这次访问失败。”
我感到，他那种不断表现出来的好斗的言谈举止，其背后必有某种目的。赫鲁晓夫知道，1960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我可能打算当候选人。在“厨房辩论”后，我的名望越来越高，这一点明显地使他恼羞成怒。他这种回击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过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来破坏我的威信，他这种推断是对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与苏联关系上能取得进展，那么认为总统确定其继承人是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总统在这方面显得无能，美国人民就会抛弃我。当他的军队于1960年在俄国上空打下美国U一2间谍飞机时，他使得四大国巴黎会议因此而夭忻，并无耻地利用这个事件竭力让艾森豪威尔当众出丑。使美国感到难堪显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会放过一个机会来破坏对手参加选举。
有人也许争辩说，赫鲁晓夫真为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这件事而感到气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记得他曾几何时采取这种假正经的伪善态度，说苏联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
1959年在他别墅举行的午餐会上，他向我耳语说，他获得了一份：“美国战争行动计划”，他怀疑我们的间谍也获得了苏联的计划，他甚至拿间谍活动开玩笑。1959年在白宫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他被引见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讥讽说，“我看了你也看的报告。”然后建议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搞联合情报网，以便节约经费。“这样，我们不必为了同一个情报而花两次钱。”我受不住诱惑而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引见给爱德加·胡佛。一听说胡佛，赫鲁晓夫便斜眼看着他说：“我想，有几个人我们都认得。”
他对我持续不断地采取好成的姿态也起了作用。他确信报界听说我们之间的对抗情况，会很快发表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选举前不久，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的夫人极力主张我设法做点补救工作。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是否投票选举肯尼迪，因为他能够与“赫鲁晓夫合得来”，而我不能与他相处。选举后，赫鲁晓夫公开向新闻记者吹嘘说，他竭尽全力促使我选不上。几年后，他甚至声称，已告诉肯尼迪：“我们使你当了总统。”
赫鲁晓夫的战略是否事实上帮了肯尼迪的忙而损害了我，这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选举中，寥寥无几的几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赫鲁晓夫的行动并没有帮我的忙，当然，他也不打算帮我的忙。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预美国政治生活那么微妙，或者像苏联一个装甲师那么勇往直前而不回头。他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始终坚定不移，并不断得到其俄国传统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激励。正如康德拉·阿登纳对我说的，赫鲁晓夫要统治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不要战争，不要一个城市变成废墟和尸骨遍野的世界。
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的旗帜下到处招摇过市，但是不是真诚地要求和平往往是个疑问。查尔斯。波伦大使曾对我说，1959年日内瓦会议后，许多美国官员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我问这是否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问题不在于此。”“赫鲁晓夫想要整个世界，但是和我们一样知道现代战争的后果。他想要达到他的目标而又不发生战争。从那个意义上讲，他要和平。错误在于他是真诚地要和平的这种说法。我们是唯心论者，他们是唯物论者。”他一边指着面前的咖啡怀，一边又说，“你与其说赫鲁晓夫或任何一个其他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不如说这只咖啡杯是真诚的。
他要和平并不是因为他是真诚地要和平，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标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又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战争。
在我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后一次会见后，也就是他死于癌症的前四天，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理论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我于1959年准备访问苏联，我前往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杜勒斯，并征求他的忠告。我对他说，有些人极力主张我尽力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对苏联没有侵略野心，我们真诚地要和平。我问道，他认为我应当向赫鲁晓夫特别强调哪个问题。
杜勒斯通常只需思考片刻就可以做出回答。这次，他想的时间较长。然后，他说：“不必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良好愿望。他知道我们不是侵略者，并不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们也了解他。当他在说他要和平竞赛时，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展两个制度的竞赛，而决非在他那个世界里开展这场比赛。他所鼓吹的和平共处，象征着共产党世界的和平，以及对非共产党世界的无休止的争吵和冲突。”
我可能从未听到过还有别的评论是这样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实质。在自由世界中，他热衷于玩弄强权政治的游戏，但认为共产党集团的国家间是绝对不准玩这种游戏的。赫鲁晓夫的游戏的规则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拥有实施这种自我宣布的统治的军事实力。
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语只能掩盖，而隐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种妄自菲薄的情绪也正是俄国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这种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罗斯向欧洲开放，只是为了表明他的祖国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都落后了几个世纪。自那时起，俄国人一直在努力赶上去。
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我访问苏联前跟我说过，赫鲁晓夫以炫耀俄国的国宝，尤其是以历代沙皇遗留下来的珠宝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麦克米伦感到，赫鲁晓夫极度渴望被“接纳进俱乐部”，也就是凭借他自己的资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要别人承认和尊重他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人物。我们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规则，就应当被接纳进“俱乐部”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为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斯大林难得离开苏联，而赫鲁晓夫游历了世界各地，他在执政的十一年中。出国访问达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个瞩目东方的亚洲专制君主，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对西方虎视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靠近我，好象密友似地低声说：“我们欧洲人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建立反对潜在的中国侵略的壁垒。”
我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么大的兴趣。是和他对西方的经济成就表示了极高的尊敬有关。他也懂得，没有经济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无异是一枕黄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他还坚持保留共产党的政策。他试图吸收西方经济概念把它运用到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制度上时，他才发现这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会受其思想的影响。到头来，两头落空。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结束了。这种突然的下台恰好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飞船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不久，赫鲁晓夫和三个宇宙飞行员通了电话，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并告知，在他们返航时，他将给他们准备一个场面壮观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挂完电话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通了电话，井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对一个赫鲁晓夫手下的人来说，这个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话机跟伏斯考德号飞船的宇宙飞行员讲了话。他用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来中止他的谈话，他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他确实把电话机从我手中拉过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这三个字宙飞行员经过七天飞行返回陆地时，赫鲁晓失因没有出席这次庆祝活动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撵下了台，过着失宠政客的养老生活，而被人们忘却。
他的同僚要废黜他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使几乎所有这些同僚曾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但对他的那种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治理国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满。斯大林每当实行戏剧性的新政策时、对那些支持过旧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赫鲁晓夫的清洗，不象他协助斯大林执行的清洗那样严厉。党的官僚主义者也许会丢官，但很少掉脑袋。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说：“最后，他招来了部下的怨恨，而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他们进行惩处，真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第二，俄国简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谈举止和对外宾的粗暴无礼，逗得统治集团有时啼笑皆非，有时高兴。但是，俄国人由于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总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正如有几个苏联官员在最高级会晤期间向我暗示的那样，认为赫鲁晓夫破坏了他们的威望。在听说赫鲁晓夫已被赶下台这则消息时，一个苏联外交官说，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