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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宴上，周思来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酒，用粮食酿成，含酒精高达五十度以上。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由于茅台酒喝多了，饭后点香烟时，他爆炸了。在一次宴会上，周思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与五十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我注意到周恩来向每个客人祝酒时，只用嘴唇轻轻碰碰杯沿。当我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都还拿着原来的那杯酒，坐下来休息。谈到酒量，周恩来对我说：在长征途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一天喝了二十五杯酒，这使我非常惊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的酒量已被限制到二、三怀。我记得曾经读过一段书，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里的酒都喝光了。
周恩来夹夹走江湖卖药的人常有的那种目光，对我说：长征中，茅台酒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
我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和哲学。所有这些周恩来都很在行，周恩来是一位由学者转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从未失去学者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然而，他的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影响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使他曲解他读过的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在提到法国革命战争中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军队时，称它为“志愿军”。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国军队中，除了象拉法夷特（Lafayette）这样的少数人外，都是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为了反对英国军队这一政治目的而战斗。
周恩来还对我说：林肯发动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他之所以获胜，则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事实上，林肯这位历史上少见的伟人和中国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进行内战，并非为了解放奴隶，而是为了使南方回到合众国中来。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但它只是要解放在叛乱的州中的奴隶，而不是解放仍留在合众国中的边远各州的奴隶。林肯坚定不移地反对蓄奴，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拯救合众国。
虽然周恩来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于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平静、优雅地在其中活动，象一位君主时代的圣哲一样。看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宫殿里的装饰，是中国过去受人尊重的标志。这些宫殿用豪华的中国风景画和金、银、玉石制成的古代艺术品装饰起来，这里丝毫没有北京街道上四处张贴的宣传标语的痕迹。
那里的艺术品和装饰品的精美程度，可以与周恩来的品格和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在谈话中，周恩来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用迁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善于通过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来传递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极有兴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队的交流为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揭开了序幕。他们似乎都很欣赏取得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象欣赏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样。例如，毛泽东说过：中国曾经坚持在改善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这确实有点“官僚主义”。他说：“后来，我看你做得对。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离开了一会，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然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认识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愤懑是结合在一起的，使他们对外交上丧失尊严的现象极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罗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学毕业生，香港居民。他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寻常的了解。他曾概括地描述过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1965年，我问他：如果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共产党中国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要承认‘我们’？”接着，他又以怀疑的口气说：“你完全错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会承认你们。”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尊严受到藐视时何等的敏感。他当时是中国的代表；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则是美国的代表。杜勒斯曾经告诉记者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与周恩来才会见面，这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会议前夕，杜勒斯与周恩来都提前到达了，而且相遇了，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使这位中国外长受了侮辱。六年之后，周恩来对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温色。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死了；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又将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还结成了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我很清楚，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我一走下飞机的舷梯，就特意一边向周走去，一边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为我访问中国时最值得纪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自信心又使他们能够转而进行认真的自省，而不至于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安。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类似的是，当我们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们在我的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
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不由己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
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家和并朱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则把周恩来描绘成另一种类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担任过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安然离去了。
四十年代曾经与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您把周的姓读成‘乔’了。嗯，他对我来说，确实象一位姓‘乔’的，丑怪的人。我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与他决裂。但忽然之间我又发现，我错了。对他没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一是一、二是二的。”
国民党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也对我说过：“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谈判双方也许都应有所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了。他虽然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也不会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眼睛。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在他的话里没有丝毫道理。最后，我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