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
当然，周恩来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总是根据他的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他之所以讨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也都是为了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
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道，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他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尽管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俱使这一信仰极端化并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家庭，这种背景也使他有别于他的同事。这个家庭植根于旧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家族里的成员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读古书，以便进身仕门，保持若干世纪以来在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地位。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便摒弃了旧社会的哲学信条，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社会在文化上给他留下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要摆脱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过去的尊重，即尊重旧社会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周恩来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承认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1941年，国共两党为了重建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谈判。休会期间，周恩来对一小群人讲了话。大家寂静无声，周恩来以动人心弦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负疚之情。
他说，他希望打败日本人之后，能够回到他母亲的坟前扫墓，这使在场的中国心埃”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由于走投无路，只好写信向他当时业已出名的儿子要钱。周立即从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钱，寄给他的父亲。194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周按习俗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了一则讣告。我猜想，此举一定会使他的同事感到疑虑，甚至吃惊。
在我们1972年的历史性会见的若干年之前，周恩来就告诉过一个记者：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都是会受到欢迎的，但这必须对等。他接着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又强调：“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孔子的话当作权威加以引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对周恩来而言，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上等人所应有的品德——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
这些品德使周恩来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大得裨益，也有助于他和竞争者们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度曾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说，周恩来在党内派别之争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调和者。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圆滑的人”，“属于处世随和，会交朋友，不走极端，总能适应生存环境这一类人。”
他具有的这种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赢得中国人民对他的永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了“我们敬爱的领袖”这个称号的社会活动家。群众对他的热爱，在中国的政治上也变成了一股绝无仅有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江青这个极左分子无礼地拒绝向周恩来的遗体脱帽致敬。当电视转播这一镜头时，一群在电视机旁观看的广州居民喊了起来：“揍死她！”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周选定的副手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位已故总理。这一讲话后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极左分子在一张大字报里要求毛泽东谴责这个讲话，并说：“这个悼词必须撤消”。毛泽东当时虽然在政治上同情极左分子，但据说他这样回答：“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人民都是会反对的。周恩来的悼词不能改。人民不会同意改。”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周恩来对一些残酷的事件习以为常。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它的拥护者们相信历史最终将导致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由于他们这么看待自己，所以回避了对所有道德问题的考虑。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恶，都认为是难免的，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时，问题也跟之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动。在分歧中，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方错误，它都是在“阻挡历史前进”。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喜欢运用策略，而不是进行无情的压制。作为一位总理，他推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有些作对了，很多则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会动乱，不象他的政治对手们——他们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的动荡。激进派要求在一千年内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大功告成。周思来不顾他们的反对，始终如一地推动着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计划。
在中国政治上变幻无常的各种联盟中，周思来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而且收效颇大。他从未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想要争得更大权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泽东庇荫的强硬路线分子为核心的帮派形成以后，周思来虽然对这一伙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儿，但他仍然能与他的对手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他韬晦以待，直至这个帮派陷于困境。这时，他的支持与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会立即转而加入奉行更加温和的路线的对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将党内斗争升级到采用暴力，周恩来也会跟着干。在宣布美中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就是例证。当时，曾经担任红军领导人的林彪调集力量反对最高领导一事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失败已经定局，马上登上飞机，企图逃往国外。在我和周思来的会谈中，他告诉我，林彪的飞机当时向苏联飞去，但在中途失踪了。他补充道，此后再也找不到那架飞机。说完，他一笑了之。
中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周思来在当权的岁月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它的革命原则。他号召中国青年与旧的制度进行斗争，声称：“我们开始搞革命时，也只不过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当时的统治者却是一些上了年纪、又有经验的人。他们比我们学问大，但我们掌握的真理比他们多。”
在那些年月里，许多青年人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没有钱而备受挫折。他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成千上百的学校和工厂付之一炬。哲学家林语堂将“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孩子”这一陈词滥调颠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把周思来软禁起来。周思来凭着他那种一向镇静沉着的精神，与来包围他的人进行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渲泄了他们的不满，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思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国人怀念周恩来，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党和国家拧在一起的伟大的调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