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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会过渡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象许多人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没有掉进操之过急、要求过多、结果一无所获的陷饼。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国家中，象牙海岸与别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较少，但获得进步较大的国家。
乌弗埃·博瓦尼坚持说，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为将来政治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只有时间才能证实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取得进步，总比在两个方面都失败要好得多。谁要是就非洲的未来打赌的话，都将不得不承认：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邻国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发达的、贫困的南方大量进行资助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这种想法的热情鼓吹者说，我们需要有一项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贫穷国家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想法的意图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仅向西欧各国提供了总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亿美元。由于这些先进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如果它们没有外界援助的话，自己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外界的援助，仅仅是加速复兴进程的一种手段。
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将近九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钱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费了。总的说来，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与欧洲和日本相比，则尤为令人沮丧。恩克鲁玛的加纳所发生的悲剧证明，未来应记取的教训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必须仰仗于技术知识和一个鼓励私人投资的、稳定的政府。
象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
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标。
三十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
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
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膘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常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富裕与赤贫经常同时并存。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贫富悬殊的情况象苏加诺的雅加达那样严重。1953年，我们从机场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看到地上尽是敞开的污水沟和绵延几英里的、简陋不堪的棚屋。苏加诺自己却住在占地几百英亩的、葱翠的花园中的宫殿里。当我们抵达他的官邸的大门口时，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迎候我们，身穿洁白夺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宫殿也是纯白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们直视它，准会刺伤眼睛。
苏加诺是一位高贵显赫的主人，丝毫没有许多小国领导人在欢迎大国代表时常有的那种阿谀奉承的样子。他不象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自卑情绪。相反，他给人以不仅觉得自己应与别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讲地道的英语，在陪同我们参观他那座满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无价之宝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的宫殿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那天晚上的宴会也是很高雅的。我们在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旁进餐，周围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开满了白色的荷花。这顿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质的。
然而，苏加诺也关心比较细小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来宾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设备，又有一个老式的水桶。
他说，他喜欢用后者。尽管他的生活过分奢侈，但他仍然与最贫穷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喜欢让汽车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握手、攀谈。我在其他国家见到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们许多驻外人员——尤其是在亚洲的人员——认为这有失尊严。但是，苏加诺并不这样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农村访问时，发现这些村庄比我们在雅加达地区看到的更为贫穷。我们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了下来，看到他炸红薯作为午餐。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乡村的咖啡馆，而且与店主闲谈。人们看到一位美国副总统与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点惊讶，但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总统时，却没有表示出吃惊的样子。苏加诺定期地到农村巡视，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并在失修的村舍里过夜。
苏加诺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度尼西亚人，而且也吸引着美国人。